阿桑的眼淚

回到老家，有點不大習慣Sonia不在的日子。來台灣好幾年的她已經能熟練地做出一桌台灣料理，並且也清楚地掌握了我們每個人的胃口。Sonia放假前，曾經不只一次問我究竟要買哪一牌的電腦 ，而我在腦海裡搜尋印象中的電腦款式，發覺Sonia儲蓄多年想為孩子買一台電腦當成畢業禮物的計畫，實在跟不上這年頭台灣3C產品推陳出新的速度。

在昏暗的騎樓底下，阿桑賣力地打掃著。阿桑是小時候我們的保姆，她在Sonia不在時來家裏幫忙。Sonia是典型的外籍看護工轉家事勞動的服務者，她原先是被賦予了照顧生病老人的職務，但阿公阿嬤相繼過世後，Sonia便負責家裏的清掃與掌廚。阿桑說，Sonia要回去的前幾天變得很「愛玩」，不知怎樣地跟朋友在外面大吃大喝，似乎是吃了海鮮，弄得全身過敏起疹。而那「愛玩」的批評，卻讓我感到坐立難安。

現在回想起來，我還無法從容地選擇一個恰當的中文名詞，來稱呼從很小的時候，家裏來來去去更換過幾任的家事勞動者（而我說「更換」，也透露著主顧關係的不平衡）。總之她們似乎只有一個名字－－「阿桑」。小時候，總以為阿桑來家裏幫忙是天經地義的事，從沒有想過阿桑是在怎樣的處境下選擇了需要為他人的家庭洗衣煮菜的工作。某一天調皮無知的小孩竟然脫口對一位阿桑說出「你是我們的玩具」，事後撞見她在房間裡默默流淚，才稍微知道，這世界上不是每個人都是心甘情願地做事的。

「阿桑」就是藍佩嘉的著作《跨國灰姑娘》裡頭，提到的「歐巴桑」－－所謂不住在家裡的家事幫傭。這本書回溯歷史，提到了台灣過去的「查某嫺」，也提到美國的「黑嬤嬤」(black mammy)；這些身份是具有封建殖民色彩的歷史產物，而我想，其中當然也揉雜性別之間的傾軋關係。社會不斷地在變動，「家務勞工」的角色也持續變化；以往有阿桑來到家裡幫忙，後來則有外籍雇工住到了我們家。《跨國灰姑娘》這本書，說明了「家務移工的雇用是一個連結公領域與私領域、交織全球與在地力量的權力場域」，也讓我試著檢視自身處在這個權力場域中間的態度與心情。

從那麼多年以前開始，阿桑的眼淚深深烙印在我心底，讓我逐漸看到世界上還有那麼多無從選擇的事情。小小的心靈只看得見一個人的不甘，逐漸長大後，才知道世界上有一大群人有更多的不願。社會學家說，那是階級，是異化，是有錢人對底層的剝削與壓迫。然而當Sonia搬進家裡，處在「勞」與「顧」之間，我卻感受到更為複雜的人情義理在其中流動－－因為她們與我們生活在一起，她們不是上班打卡，也不是下班回家。

有一年聖誕節，我們圍在餐桌上分享。Sonia說她很幸運能在一個像把她當成一家人的環境裡工作。然而，當情感越來越緊密，卻仍無法破除階級的當下，我就更不知怎樣回應她把什麼事情都攬在自己身上那樣的殷勤。「沒關記……」，Sonia會用她帶著鄉音（菲律賓腔）的「國語」（北京話），要我們把飯後的碗盤留在餐桌上，她自己收就好。這些，都沒有明文的工作契約，卻也在習慣之後逐漸變成「份內」的工作。

平日，Sonia會和我們一起用餐。但每當逢年過節的家族聚會，她和阿桑會躲在廚房裡，等到聚會結束後，才自己弄一份飯菜來吃。家裡的廚房，過去是以「男子遠庖廚」的概念所設計的狹小空間，而Sonia和阿桑安安靜靜地躲在裡頭，彷彿心甘情願，其實揉雜了多少矛盾的該與不該。

命運的安排

可知道Sonia的北京話是怎麼學來的？原來是不識字的阿桑一字一句地在廚房裡教會的。而我們又如何看待，熟諳台語的阿桑怎麼不是教Sonia台語，卻是用北京話像在教牙牙學語的小孩一樣呢？「這是菜菜」，「這會燙燙，不可以……」我想，台灣阿桑也還沒習慣面對飄洋過海來工作的菲律賓小姐罷？經濟發展帶動了國際社會的快速變動，也決定了人的移動。然而伴隨人們移動的相互遭逢，在面對那麼多差異的同時，我們都還沒準備好將自己的思考與眼光，換一個角度，從對方的處境出發。

因為語言的隔閡，我們一開始很少與Sonia盡情地談心。或者她也很少願意敞開自己，包括那些快樂的，還是煩心的事情。雖然她總是把一切的事情都視為自己該做的，然而她是不是也知道，所謂的看護工家事挪用的問題？她是不是也知道，台灣社會的移工制度對這些跨海灰姑娘來說，處處是不合理的限制？

是的，他們，都是知道的。Sonia曾經提到了”broker”的雙重剝削，在菲律賓被剝一次，在台灣又被削一筆。她也知道那些荒唐的階級文化在這個社會裡運作著，她說，為什麼同樣是外國人，對面的美語補習班的美國老師就能教英文，領高薪？”I can teach ABC, too!”Sonia這麼說，” This is Sonia’s life.”

命運啊！命運決定了他們必須成為安份的、不能大玩特玩的、不可有太多情感波動的、被忽略其生命經驗的個體——而這只是一般的常態。尤有甚者，更多人被期待容身在一個「乖的」、「好用的」、「不會逃跑」的身體裡。這些形容詞，甚至是雇主們他們面前品頭論足的「鑑賞」用語。

或許Sonia也期待更好的工作方式，但卻不敢奢求。比她學歷還高的同鄉甚至去加拿大那樣的白人社會工作，待遇更高；而她只是盼望著有一天我們家還能有新的小生命降臨，於是她還能以新的名義申請來台灣。我問她，「妳知道TIWA嗎？（台灣國際勞動協會）」她說她知道。我問她知不知道台灣的制度問題？像是外勞可否自由轉換雇主的限制，或是放假權利問題等等，她也知道。她偶爾會上天主教會，那是她找到心靈寄託之處，也是訊息交換中心。然而等她們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作場域，如果遭受了不公平的對待，可有機會集結，奮力一駁呢？

差異與誤解

每個在他自己所定義的命運裡頭認份著，或掙扎著的人，站在不同的階級位置，擁有不同價值觀，最後要謀求的，都是一個平等和諧的社會。童年的我，曾經驕傲地把某位阿桑當成玩具；而現在的阿桑把Sonia當成三歲小孩；某一次我們談到有菲律賓勞工在台灣出了甚麼差錯，我以為Sonia會說是勞動條件的問題，她卻說到那個人來自菲律賓南部，「那邊很多穆斯林，那不好，是賓拉登」。每個人都有他的盲點，這些盲點成為限制我們改變的關鍵。 當我們有這樣的自我洞見(insight)，這個排斥異己的本能才能逐漸鬆動。

藍佩嘉書寫《跨國灰姑娘》，便是一種洞見的可能。她在接受開卷好書的採訪時說：「我希望在讀者看了這本書之後，以後在路上看到倒垃圾的菲傭、或是在公園裡面推著台灣阿嬤的印尼監護工，能夠知道她們來台灣有一個怎麼樣的故事……同時我也希望那些指責台灣雇主壓迫外勞的人，也能夠瞭解，這些雇主，尤其是女雇主，同時也陷在一種結構的困境中。」作者以灰姑娘命名，隱喻她們辛苦生活的現實，但童話裡有通往幸福的南瓜馬車，現實中的灰姑娘該期待怎樣的魔法？

人們能識別天生的差異，這是本能；但是人不容易了解更大的結構性問題，這需要經驗與教育。人們往往在經驗中學習，特別是從曾經所遭受的對待，反求諸己，告訴自己不再成為下一個壓迫者。過去，台灣人民遭受過許多的欺壓，因此在尋求自主的過程中，不免提及那些傷痕，並且甚至成為國家獨立的論述基礎。然而社會快速變遷，讓台灣尚未獨立之前，還必須面對、處理更多層次的壓迫關係。而我們終究要瞭解，所未「出頭天」，絕非僅只於擺脫別人的欺壓，而更要阻止我們自己落入壓迫的循環，這才是真正的解放。

我也難以直接苛責，家人與親戚朋友過去也曾經在Sonia面前提到「乖不乖」、「聽不聽話」的評語。記得有一年，Sonia的先生驟逝，她回菲律賓奔喪，再回到台灣（啊！我用「回」這個字），她發著高燒在深夜抵達家門口，媽媽與她緊緊相擁那一刻，我看到了像家人一般的關心與理解。爾後，我們有更多的噓寒問暖，更多的為對方禱告。在瞭解了她們的故事之後，我們開始有了認同，也才知道從一開始，我們便無須對立，也沒有高低。

「穆斯林不是賓拉登，他們只是沒有機會認識耶穌而已。」我這樣說，Sonia笑了，或許她也察覺了自己刻板的想法。當一個社會變動得太快，人們還沒習慣一下子跟那麼多和自己不同的人相處，或誤認對方可能與自己有利益競爭時，可能會有些不自在。我們從沒有發現被自己樹為對敵的人，與我們的命運其實緊緊相連。就像是，當擁有堅定台獨意識的我們全家與Sonia聊到中國對台灣的文攻武赫時，她說，「不用擔心，台灣有好多菲律賓人呢！他們不敢打過來的！」

藍佩嘉說，「社會中的優勢常藉由排外來確保界線與鞏固地位」。過去，台灣人民追求平等，大多是面對殖民社會的不公不義，採取了以民族之名劃分你我的界線來捍衛自己的權利。如今卻是，這些民族情感的糾葛還未釐清，不同形式的經濟殖民排山倒海而來，我們的想法卻來不及轉得過來。我們其實是一起被一種無法掌控的力量給拋擲到某種處境，卻錯認了所要抵抗的對象。「全球經濟的整合、勞動力的跨國遷移，幫助具有階級或種族優勢的女人得以藉由市場外包的方式，購買其他女人的勞務來減輕自己肩上的家事與育兒重擔......」，藍佩嘉說，這是「愈全球，愈分化」的過程。而事實上是，除了全球，也同時存在著父權社會對女性勞務的既有想像。只是我們一方面抵擋不了全球，也無力拆解習以為常的性別宰制，只好對抗從我們自己的軟弱中新發明的敵人。

訴說與傾聽

藍佩嘉在美國留學時，曾經被這樣問到：「你有認識人可以來當我媽的看護嗎？」她說「優勢族群看到深色皮膚，就以為看見奴隸的腳鐐與打工仔的漂泊靈魂。」而這，依舊存在自許「人權立國」的台灣。當我們還看的見用戲謔的方式模仿移工口音的電視廣告，當電影院以「外勞聚集在門口不好看」來拒絕放映《台北星期天》時，我們就知道作者所引用詩人Andre Lorde提及那金髮小孩指著黑人小孩說：「媽媽你看，這裡有個小孩女傭！」的刻板印象，仍根深蒂固地存在我們週遭。

如果有一天，阿桑或是Sonia若有機會看到我寫下觀察與想法，他們會怎麼想？他們會驚覺平時在「後台」(註)的掙扎與抵抗終於被了解，還是驚訝被看穿而感到困窘呢？當追求語言、文字與情感的對等交流，成為追求平等的標竿，那麼這想感想，究竟該優先對誰訴說？我的默默嘆息其實也存在於權力運作現場的後台；許多的反省，似乎在既有的結構下無法第一時間被提出，更別說要登高一呼，起義革命。當我消極地把碗盤放在桌上沒有自己收拾，或是在書房裡埋首打字，Sonia要我把雙腳抬起以便拖地，心裡響起「唉，其實可以不用那樣」的聲音時，還有甚麼是可以改變的？

藍佩嘉引用辛曉琪的歌詞「女人何苦為難女人」來勾勒「跨國灰姑娘」與「台灣雇主」的互動，其中的「何苦」，說來話長，卻總被視而不見。一直記得母親常提醒我們的，「要要批評別人時，要先穿他的鞋子走走看」，這也是我們嘗試理解他者(尤其是作者所言被「階層化的他者化」的人)，所需要有的自我期許。我們需要看清自己面對異己時所曾有過的私心與誤解。我們不一定都準備好挽起袖子，捲起褲管，準備到街頭大幹一場；除了上街，更多的理解是必須被涵納的，更多的故事是需要被訴說與傾聽的。對抗全球化是艱辛的，「跨國灰姑娘」也不會就此減少，反而成我們的一部分，唯有透過互相理解與寬容，召喚更多的改變與行動，才能建立一個更友好親善，沒有歧視的社會。

註1：作者引用高夫曼(Erving goffman)的說法，他將社會互動的領域分為前台（frontstage）與後台(backstage)，以「人生如戲，社會是一座舞臺」來形容人際互動過程。

註2：本文照片轉載自苦勞工作站Flickr移工大遊行相簿：www.flickr.com/photos/coolloud/sets/72157622866688851/

註3：本文為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  2010 第一屆「閱讀台灣探索自己」參加獎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