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時，兩歲半的餓鬼囝仔被媽媽抱到機場。媽媽盼啊盼，梳著西裝頭，滯留在香港一天後才歸鄉的爸爸才個頭小小地出現。 不免俗地戴上花圈，拍了照，歸國學人抱起變得圓嘟嘟的雙生仔。兒子問媽媽：「爸爸呢？爸爸在哪裡？」

去國一年半，兒子竟然就不認父了。沒辦法，醫院派年輕醫師出國受訓是不得已的事。即使早在日本時代，醫學訓練早就建構完整，精神醫學在戰後台灣卻仍是不毛之地，一直到七○年代都還沒有完整的訓練機制。這個前衛領域的起飛，是前輩們一個一個放洋，一個一個離開妻小，在單人床上輾轉反側好幾個寒暑才獲致的傲人成績。

彼時，剛剛退休的英籍老院長要返鄉，全醫院的員工都到機場相送。同行的還有兩位被差派到倫敦受訓的年輕醫師。全體員工合照的陣仗諾大，阿爸後來總是笑稱，那叫「狐假虎威」。不過因為這樣，孿生兄弟的早期教育，和「英國」終究脫離不了關係。印象中，阿爸講英文的口音和學校老師們都不一樣。細想起來，一年不到的訓練，怎會就此改了一個人的腔調？想必阿爸費了許多苦心。而自己也都放洋三四年了，操的卻還是濃濃的台灣腔。

離鄉背井總是辛苦的。阿爸說每當週末，他們會齊聚在老醫師家的客廳，用鄉音餵養彼此的寂寥，常常聊到通宵。沒有火車回倫敦市區，就只好打地鋪。餐餐得省的年輕醫生也都趁聚在一起的機會，互相理髮節省開銷。還有，留學生總是會練就一身家庭主婦的基本技能，像是燒飯洗衣。這點我倒是沒有在阿爸身上觀察出來，可能他回了台灣之後，這些工作全交給了阿母，就從來不再提起。其他種種疑惑，其實都可以用忙碌來解釋。而忙碌，是所有台灣查甫人生活形態的典型。那時候，誰也壓根沒想過，有一天台灣終於有了股市，有一天台灣錢會淹腳目。

而要教出什麼樣的兒子，是阿母煩惱一生的課題。剛成為嫁娘沒多久，就要獨守洞房。離父離夫的那年，在雙人床上向著繡花枕，滴落了多少思念。「兒子們啊，將來你們要做個有用的人。」阿母後來深受眼疾所苦，不知是否和當時的淚眼有關。她定期郵寄兩歲雙生兒子的相片到英國，阿爸則寄卡式錄音帶回來，怕兒子到時候萬一不認。據阿嬤說，雙生兒子總是坐在錄音機前，以為那機器是真的可以對話：「爸爸，吃飽袂？爸爸，會寒袂？」這樣天真地問。

在相片裡，阿爸看到總是舉著左手的小兒子。在傳統的台灣社會，左撇子離經叛道，再怎樣也要矯正回來。但是西方的醫學剛好相反，總是教導小孩子要適性發展。阿爸怎樣找到那家店的，如今還是令人匪夷所思，但總之，那家店賣叫做「Everything Left-Handed」。據阿母說，阿爸回國時帶了一套全為左撇子設計的工具給小兒子。做下這樣的決定，顯然因為喝過了洋墨水，讀過了所謂發展心理學。然而，接受阿嬤訓練多時的小兒子，早已開始慣用右手。

回國後，阿爸忙著醫院的工作，從主治到主任到院長。國小一年級，阿嬤給孿生孫子們謄寫的作文範本，第一行就寫著：「我的志願是像爸爸一樣，當個懸壺濟世的醫生。」當其他的小朋友們都還在苦苦追趕ㄅㄆㄇ，小兄弟已經用通篇國字宣告了「我的志願」。那時，懸壺濟世是什麼，我們當然不懂。直到如今，小兒子才明白那四個筆畫複雜的漢字，蘊藏了想要鹹魚翻身的讀書人，在險惡動盪的社會氛圍裡想要安生立命，過好日子的唯一出路。

在小兒子心目中，阿爸一直是安靜而遙遠的，和多數認真木訥的台灣男人一樣。阿爸其實是沒有選擇的。他無法決定自己出生的地點，無法決定自己的家庭結構，考上醫學院的時候，阿公做的是布疋生意，生意大到要跑船到日本，但後來卻因為替人擔保失敗破產，房子被查封。據說，老家的隔壁住的是政治犯的哥哥。每晚只能亮一盞小燈，都得從後門進出。阿公看在眼裡，告誡孩子們做人要抬頭挺胸，但他的策略卻是順從統治者，也因此阿公一生投票都投給了「車輪牌」。戰後台灣，許多人當醫生是為了要替沈痾的家國尋找藥石，然而阿爸卻必須負起餬養一家人十幾口的重責大任。

阿爸無處奔逃，也從無怨言。他不知道什麼叫做投資，什麼叫做風險評估。阿爸連在讀醫學院的時候都是睡家裡的門板，他只知道要拿「最好的」給兒子。而「最好的」不會是天上給的，要自己掙取，不能太信任別人。要投資，投資在孩子身上吧！直到有一天出國深造機會來臨，阿爸才能暫時離家好好的喘一喘。那一年在劍橋讀語言學校，在倫敦的精神病院受訓，成了每回飯桌上反覆訴說的「當年勇」。在英國用的筆記本、通訊簿，阿爸現在都還被保存著，偶爾拿出來細細端詳。其中還有一本素描本子，證明了阿爸的藝術天分。但是他從來無處發揮。兩兄弟的家庭教育就像是英國的virtuoso和curioso，但即使學了琴棋書畫，也無法選擇自己的出路：「音樂不能拿來當飯吃。欲去外口吹鼓吹喔？」後來我們都當了醫生。父子，變成了同事。

但我也從沒想過，阿爸的「當年勇」竟也成為自己毅然離開醫院崗位的緣起。因為不想被制度化的訓練制度編程，因為受夠了醫院的官僚，因為做了太高遠的夢，自己也遁逃了。總愛離開辦公桌到圖書館、書店去看不屬於醫學的書類；總愛離開學校，到各種不同人群聚集的地方遊蕩。在倫敦，總愛逛到蘇活區，追求一種跟中產階級教養大相逕庭的生活模式。總愛自問，那時候，阿爸來這個地方做什麼呢？為什麼是英國，不是美國？總是自己解釋，因為來了離家最遠，卻也最近的地方。整趟迢遙的路，竟然是為了解決「父親」這個最古典卻也最老套的心理課題。

和阿爸同搭一班華航返英的老院長，依然蝸居在南倫敦的山上。家裡堆滿了台灣寄來的乾貨，卻已經鮮少人拜訪。每次要老醫生記起我，總要提一下阿爸的名字，記憶日漸流失的老醫生才能立刻辨析我的身分。「我記得你爸爸，他是個和藹的人。」老醫生總是這麼說，從他還能夠拄著拐杖目送我上月台，到日漸前馱，到幾乎無力出門送行。他也對我說，當他二十三歲從倫敦大學畢業，英格蘭長老會聲聲催促他繼承父志回到亞洲服務，他只能用一封封哀求的信跟教會的高層請求，先讓他完成研究所的學業吧！然後他在戰時到了中國泉州，戰後回到了台灣，一待就是三十八年，一生順服。老醫生說，是上帝的意思。

而在圖書館裡，我竟也在一本簡介華人精神疾病的專門書裡，看到了阿爸的先驅研究。即便只是一則小小的註腳，我才發現從醫學到史學，從床邊到案前，從都會到古城，無論自己如何奔逃閃躲，父親矮小的影子竟然還是那麼巨大。從前我總是暗地裡挖苦，阿爸只有一篇論文就可以打天下了，真是幸運。但是被逼著離開醫院，自起爐灶開業何嘗又是自己所願？忙碌一輩子的阿爸，即使有著知識分子的心腹，逃躲不掉的卻是八○年代的典型台灣家族經營中小經營模式，拿著最前端的醫學知識闖蕩江湖。這樣的辛苦何嘗不是為了給孩子們一處永遠可以回來的涼蔭？

兩年前的深秋，在Piccadilly圓環和蘇活區的中間，無異發現了那家左撇子小店。店已經空了，只剩橫幅的招牌還寫著「Everything Left-Handed。地理位置和阿爸描述的一致，我不敢置信地在空蕩的店家前佇立許久。第二次去，連招牌都沒了。往後只要去到倫敦，三不五時都會晃過那個地方。輕閉雙眼，有時出現的是阿爸的容顏，有時出現的是一張阿嬤把自己的右手高高舉起的照片。從來沒有想過，這條燈紅酒綠的蘇活區小巷，除了是倫敦的各式各樣藝術家、作家、戲子、同志族群聚首之處外，還是一條時光的甬道，讓我窺見阿爸缺席的那年。

後來店舖重新開張，變成復古的英式傳統糖果鋪。去年聖誕節前，我終於挺身走了進去。和糖果店的老闆再三確認：「這家店，之前是不是賣左撇子的五金？」穿著白色實驗室袍，微微發福的老闆答道：「是啊，你怎麼知道？」我沒有過多的回答，立刻興奮地買了一整罐的糖。 平時不太沾甜點的我，等不及看見阿爸吃糖的表情。

然而，我從沒有看過阿爸吃糖。寡言的他多數時刻依然靜默不語。從阿母那裡知道，阿爸是會哭的，他哭是因為不能理解兒子。假期返家偶爾經過他的診療桌前，看到他刻意訂閱的《經濟學人》，還有可能他平時不大讀，可能為了和我製造話題而弄來的書，我才明白對兒子，他並不是失望。而這些年來，處心積慮蒐集的學位，甚至對自己而言意義重大的糖果罐，充其量只是一個個包裝精美的寶物盒。我再怎樣充滿傲氣地獻寶，期待阿爸充滿眼睛一亮的神情，他大概也只會用憐惜的眼光回訴：「佇遐，有吃飽袂？會寒袂？」

三十年前剛畢業的阿爸，搞不好想得比處方「最大量」給台灣的蔣渭水還要前衛。因為《飛躍杜鵑窩》而選擇了精神科。只是如今，理想國的丘壑被顢頇偽善的政權磨蝕殆盡，縱有滿腹的牢騷，依然雙唇緊閉。他的同班同學搞了黨外運動，中年才結婚生子，煩惱孩子會不會有一天遭人暗算。阿爸不要他的孩子做這種傻事。阿爸也從來沒有跟著人擠破頭，在股海中浮沈。他也許早就料到終有一天，台灣人會窮得只剩下錢。而我終究脫下了白袍，學術研究彷彿無盡的精神自剖，無盡的行旅依然延續著阿爸半輩子為誰辛苦，為誰忙的課題。

從阿爸診間背後的窗，偶爾看見他數十年如一日的矮小坐姿。對於事業、人生，似乎早已沒有多大的想像。永遠挺直的腰桿，微張微墜的雙肘，狀似面朝烈日單打獨鬥的鷹隼，更像是一隻馴良的鴿，不斷地擴張羽翼下的庇蔭，縱使無法得知所謂的好日子何時才會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