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九月初開始，有一群為數十來人的青少年，每到星期三或是週末的夜晚，就會來找事。起初，他們會敲門按鈴、躲起來，嘻笑我們應門無人。鬧了幾次，我索性把門鈴關了，再來敲門，相應不理也就是了。

還好警總有點色盲，紅藍看不清楚，父親這次沒有入獄。

二零零九年，十月

這一陣子，家裡並不安寧。

他們還是來，而且不再躲藏，反而是大大方方地吵鬧而至，大聲敲門，還大呼小叫「來啊來啊！來開門吧！」

怡廷一開始被惹毛了，自告奮勇要出去與他們講理。「告訴他們我們家裡還有年幼的小孩，這樣會吵到他們睡覺啊！」

前一陣子地方新聞才報導了一個類似的案例，一個父親也是因為家裡有新生兒，請窗外的年輕人放低聲量，結果被砸玻璃。氣不過的老爸衝出去，結果被掛了。這案子後來是破了，這區的年輕人有沒有那麼帶種，我也是懷疑得很，但像我們這般瘦弱的兩個外國人，搞不清對方是純胡鬧還是帶有種族敵意，出去跟十幾個年輕氣盛的英格蘭青少年講理？我還是覺得不妥。心理盤算著到底要跟警方備案？要跟社區安全系統通報？或者，把壘球棒放在門口備用？

無論如何，他們已經把我們覺得最安全的地方－家，搞得不大安寧，甚至我還暗暗盤算著如果事態嚴重，搬家也無不可。

恩諒與恩誼，一個五歲，一個剛滿三歲，兩個人認識的世界都還算美好。有人來敲門，不是郵差送「禮物」來，就是外賣的食物，再不然，就是鄰居小朋友來相尋，簡單說，都是好康。

前幾天的暗頭，隔壁開關門的音量稍大，這兩個以為是有人敲門，一個熱心地衝到門口，要幫忙開門，一個跑到窗口，要看看是誰來了。

五歲與三歲，能夠理解到什麼地步，我們無甚把握，但我們還是跟他們解釋了我們的擔心，並希望他們千萬不要自己開門。

一九七九年，二月

台灣因為一九七八年才剛「中（華民國）美斷交」，內外都有點緊張。

父親當時算是「黨外人士」。所謂「黨外人士」是一個包山包海而且指涉不明的泛稱：支持社會主義的統派，與萬惡的共匪同聲一氣，是黨國的敵人；台獨份子數典忘祖，主張分裂國土，是黨國的敵人；描寫工農生活的小說家，是工農兵文學的傳聲筒，是黨國的敵人；主張改革開放社經自由化的洋派，與黨爭利，也是黨國的敵人。他們，通通是黨外。

有點意思的，是父親在這個五花八門的泛稱裡，還沒有一個很確定的位置（註）。或者，那個時代是這樣的，當敵人強大到一個地步，所有可能與之對抗，或者可能使之改變的手段，都可以是朋友。

他與夏潮系統的交情也不錯，幫忙介紹台灣文學的資料，或者找人設計封面；他與文季系統的交情也不錯，後來還扛了發行人的位子；他與從政的這一批「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也有交情，去喝酒，來泡茶，幫忙寫寫稿子罵政府。

除此，他還搞自己的事，待過廣告公司、自己搞了幾次兒童雜誌、寫童書、去報社上班等等。

一九七九年二月，他自己成立的出版社（明潭）出版了一套五冊《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這五冊的內容，是他獨自翻閱大量文獻，並到各地拜訪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前輩及遺族所得出來的成果。這個今日顯學之一，在當時搞，可是非常冒險（也因此，在他之後，整理台灣新文學（白話文學）的出版物，有個十五年左右的空白，一直到政治開放的一九九零年代，才大量出現）。

書甫出版，除了通知國內各圖書館之外，父親決定自費郵寄這套書到海外著名大學的圖書館。這，就讓警總上了門。

「這作家關心工農，豈不是共產黨嗎！」

「國父孫中山先生也關心工農，先總統蔣公也關心工農啊，不然怎麼會搞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呢？」

還好警總有點色盲，紅藍看不清楚，父親這次沒有入獄。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現在看〈美麗島〉雜誌／好像把當時的美麗島說得厲害了，例如說美麗島當時網羅了包括左統的夏潮以及康寧祥的派系，這就有點與我的聽聞不同。據父親回憶，當時康派的人馬，例如江春男（司馬文武）、李筱峰、范巽綠等，自己忙著編另一本反政府雜誌〈八十年代〉，壓根沒參與〈美麗島〉雜誌；夏潮系統，只有當時可能會被劃入夏潮的王拓有供稿，其他人也沒有參與。

這姑且不論，簡言之，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有一本以施明德、黃信介為首的黨外雜誌〈美麗島〉，已經出了四期，除了創刊號之外，二三四期裡，都有化名為文抄公的父親的稿子。第四期還刊登了《日據下台灣新文學》套書的廣告。

美麗島這批人，除了辦雜誌，同時有點想要利用雜誌，形成一點組織的力量。例如在各地成立雜誌社的分社，說是要經銷，其實有點像在弄地方黨部收會員，當然，說他們「很有組織」，恐怕也未必，但才辦四集，他們的銷量還真有點樣子，至少，已經到了國民黨很不高興的樣子。

這批人，大多比父親年輕，例如施明德與他同年，少他們幾歲的陳菊當時都叫父親「歐吉桑」。三十五六歲，還夠年輕衝動，十二月十日，國際人權日，他們說要在高雄辦遊行。准不准，反正看著辦。

當時父親上午在信誼基金出版社當社長，辦兒童雜誌出版童書，下午，在台灣時報當副刊編輯。前一天下班，他還去了美麗島雜誌社喝茶。

「大家都要去啊！你也一起下去吧！熱鬧啊！」

「不行啊，我那社長才上半天班，算是人家賞我的一口飯，半天班還跟人家請假，不好意思啦！」

說他們是去革命的，恐怕就過頭了，例如一個當時二十七歲，剛從美國回來的小伙子，為了要下高雄，還特別跑去買了一顆新的鏡頭（其實我還挺想知道這阿叔為了拍遊行，是買了哪一顆鏡頭啊？），當然，這相機跟新鏡頭，在他被捕之後就不知去向至今。我不是要說去革命不能買新鏡頭，但一般如果真有革命程度的絕決，至少就我來說，大概是先吃頓好的，或找個小妞來一下，而不是去買鏡頭。至於說他們是預謀暴動，也說不過去，要暴動，就會拿一顆衝壞也不會痛的舊鏡頭去，何苦去買一顆全新的？

聊了半天，父親最後因為「盡忠職守」去上他的半天班，沒有下去高雄鬥鬧熱。

然後，就是擦槍走火，催淚彈陣暴。

之前說當時美麗島其實並沒有各派黨外大合作，但是事後的大逮捕，可就不分青紅皂白了。國民黨似乎打算趁此良機，將各種黨外都一併清理。例如剛才那個買了新鏡頭的阿叔，他當天是去了高雄，但他是在〈美麗島〉出了三四期之後才從美國返台，算起來只是群眾中的一員，捉他，是因為他在美期間曾發表反政府言論，並且似乎與中國有過聯繫，而打算用通匪之類的罪名治他的罪；例如老台共蘇新的女兒蘇慶黎，跟台獨無甚關係，也在美麗島事件後的大逮捕入獄；例如當時在八十年代雜誌的范巽綠也被扣進去，據說是要趁此打探康派的消息。

逮捕名單一波波擴大，從社務委員，到參加遊行者，到各地分社工作人員，到供稿作者。主犯如妖魔，打算槍斃的消息，也沸沸揚揚。

好在，消息走漏（例如透過當時在台外的台灣之音、也例如透過曾在台神任教的英國傳教士安慕理牧師夫婦），中國政府表達了對統派入獄者（例如蘇慶黎）的關切、海外台僑發起一波波的聲援和抗議、美國政府關切、國際特赦組織（AI）也開始進行救援。大逮捕終於在波及到作者之前收手，主犯們最後也從「輕」量刑。

一九八零年初

姐姐七歲，我五歲，弟弟三歲，我們認識的世界還算美好，社會也還沒流行綁小孩換錢。四五歲，我已經自己出門，走路去幼稚園。

當時家住台北市光復北路一間透天厝，父親兄弟姐姐十二人，我們家算是祖厝，家族人多，來來往往，有人按鈴，不是親族來訪，就是住對面的堂兄妹來玩，不然也是鄰居來尋，或是送貨來的歐吉桑。

照想，當時美麗島事件的主嫌施明德在逃，要捉到什麼地步也還未知，家裡氣氛恐怕並不安寧，但這些實在不干我們小孩的事，我們比較知道的，反而是當時我的三姨，因為重病，從東港上來台北治療，住在我們家三樓。

事件後，原與美麗島無關的蘇慶黎阿姨也有風險，到家裡躲了一陣子，後來她覺得如果軍警來抄，勢必雞毛鴨血，對養病中的三姨不好意思，便轉往鄭勝助律師家躲藏，最後，心一橫，留了紙條，自己跑去投案。

除了蘇阿姨，家裡當時並沒有收留其他逃亡者（還收留啊，父親自己可能都快要逃亡了）。

某日，應是週末一早？有人來按門鈴，我與弟正在一樓屋前小埕玩耍，父親還在二樓睡覺。我們開了門，兩三個人，有人穿警察制服，說是管區，要找父親。一般透天厝接待客人，多是在一樓前廳招呼，但小孩哪管那麼多，要找爸爸，就熱心地帶上樓，叫他起床。

這幾個大人也不客套，直接就問：「施明德是不是在你這裡？」

「我跟他又不熟。」

「李先生你說得對，就是不熟，他更可能在你這裡！」

經過不知多久的對話，也請他們儘管搜，就是沒個結論，一不小心，可能直接就扣進去了吧？最後的救命仙丹，是一紙邀請函。

因為父親在信誼基金出版社當社長的緣故，當時謝東閔家的實踐家專發了一紙邀請函請他去擔任兒歌發表會的評審委員，時間剛好是那天下午。時間近午，父親拿出邀請函，表示他下午有事：「是你們副總統請我去當評審。」大人們這才改變面目：「這兒歌很好，很好，李先生你忙。」

對我們來說實在不知那是什麼事，只記得當天全家人出門去玩耍，媽媽開著二伯的豐田汽車，在一條很寬，有樹蔭的大馬路上（應該是敦化北路吧！）出了車禍，搞了很久，最後坐計程車去了目的地。

之後，我家門口就開始有人輪流幫我們看家，站了一年半載有吧，搞得住在對面的三伯也有點緊張。緊張又怎麼樣，人家是國家啊！我們又能如何。所以也就這樣，他站他的，我們過我們的。有一天要出門，我們三個小孩不知是哪一個先開了門，突然看到門口一個人站著，嚇得大哭。

媽媽被惹毛了，不管他是軍警特還是什麼鬼東西，也不管會不會比老爸搶先一步入獄或被幹掉，立刻出去開罵講理，問他為什麼要嚇小孩。好在對方不是奸險之輩，沒有痛下殺手，還表達自己什麼也沒做，連會對不起。

二零零九年十月

距離美麗島事件三十年。時至今日，美麗島事件似乎已被定調為台灣近代史中「反對運動」及台灣政局的重要轉折，其後這三十年的台灣政局，跟美麗島事件的受刑人及為他們辯護的律師團，總是脫不了干係。

新使者邀我寫一篇與美麗島相關的稿子。當時五歲的孩子能記得什麼？能知道什麼？我說了又算什麼？我甚無把握。

翻看相關的資料，比對父親的版本，並檢查自己的回憶，這才驚覺，時代之荒旦不是新聞、我當時五歲也不是新聞，這批叛亂份子當時二三十歲，這才是新聞。

原來，這個歷史大事件，不過是一群青年人的一時衝動。奇怪，那是個什麼樣的時代？平平是衝動的青年人，平平是跟朋友混、罵政府、給雜誌寫稿、暴衝到門口保護孩子，他們做起來，就是比我們帥那麼多？

或者，也不是因為時代，只是觀看角度不同。面對美麗島，我永遠是個五歲的孩子，只能從父母的腰際抬頭仰望。

我的孩子也五歲了，當時五歲的我，在不知覺間，也到了、甚至過了「那些大人幹著了不起的事」的年紀。結果，我們還是在談美麗島。這反而讓人有點不知所措。
難道......？

（註）關於父親與各派交好這件事，有幾件事其實值得放在後註一寫，也許有人能讀出什麼寓意也未必。其一，美麗島事件入獄的這批叛亂份子，在大審之前，便已遭受種種精神及肉體的刑求逼供，其中一刑，是要他們寫自己的事、朋友的事，一直寫一直寫，寫到舉手維艱。據了解他們寫的這些自白書內容，律師團有取得，還有交了一份複本給父親，因為他們至少有三四個人將父親的名字列入「我最好的十個朋友」名單裡，總要讓他知道，有個底。出來之後，蘇慶黎阿姨跟父親說了這件事：當時，他們問我，這個李南衡，是獨的還是統的？我說，坦白說，我也不知道。他們說，很好，妳很誠實，因為我們也看不懂。其二，美麗島事件發生後不知多久，也忘記是什麼因由，父親曾接到某位多年後加入建國黨選立委的T君來電，高調地詢問他：「你自己說，你是統的還是獨的？」父親當時的回答也夠嗆的：「我已經為出版了一套日據下台灣新文學，妳先去為台灣做一件事之後，再來問我我是統的還是獨的。」

（本文原刊載《新使者》115期2009年12月號，與作者部落格「爵士狗汪汪叫」http://blog.roodo.com/timojazz/）

◎本文照片提供：李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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