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綿綿冬雨惱人的天氣，早上醒來感到一陣刺骨的寒冷，猛然驚覺去年野草莓學運也是在淒風苦雨中抗議著失落的人權，遊行時綁在頭上、肩上的粉色絲帶仍低調地在房間書架邊垂掛著， 而一年就這麼過去了。

野草莓開始後，儘管父母多少猜測得出我的行動，我們之間卻也有那麼些默契不說破，互相「尊重」。然而這場學運持續了月餘，每次出門，他們只能在心裡猜測打量著這女兒是否又去抗議遊行了。母親終究比較忍不住話，打來問候我的境況。寫了家書交待心情後，兩老那邊也悄無回應，家人碰見彷彿不存在這事，總之，人人裝傻。沒想到卻是粉紅絲帶起了爆點。

原來對於父親而言，垂掛在我房間那條醒目地控訴侵害人權的粉紅絲帶相當刺眼。圍城那天看見新聞爆出流血衝突後，父親心裡閃過的第一個念頭，就是打電話關心還在北市警局服務的老友，擔心屆退休之齡的朋友有什麼閃失，多年的經驗讓他明白現場危險性在於警民雙方緊繃情緒下的一觸即發，只要一點風聲或者誤會，就是擦槍走火，最難還是在於那條界線的劃分，多一分少一分都是出苞。

70年代以來的台灣街頭並不平靜，父親當年也是外勤警官之一員，外勤除了抓小偷、搶匪這些危險任務之外，最頭痛的其實是街頭的遊行運動，彼時的街頭，人民帶著石塊與木棒而來，然而人民不比盜匪，處於被動狀態的父親與同事往往相當尷尬與狼狽，石頭不長眼，也只能自求多福。初次接到命令上街頭維安的父親，心裡揣揣不安，惦記的卻是家中阿婆傷心的淚眼，那些年相繼失去次子與次女、眼睛差點哭瞎的阿婆，是否還經受得起任何惡耗？後來出勤次數多了，父親卻仍是戰戰兢兢—他總記得不曾落淚的阿公在二伯墳前哭罵著不孝子的畫面。80年代繼之而來，多了嬌妻稚兒在家中等待著父親的平安歸來，維安勤務卻越來越頻繁，一次次瞞著家人出任務、夜裡放下嗷嗷待哺的稚兒，使得父親終於做了一個決定：轉調內勤，遁入辦公桌以守護家人。

印象中很少看見父親穿著警官的制服，他多跟大多數的上班族一樣打扮，過著上班簽到、朝九晚五的規律生活。只有一次父親偶然穿著一身黑的制服出現，年幼的妹妹認不出父親，哭喊著：「魔鬼來了！」，讓父親大受打擊，從此不曾再看他穿制服回家。事隔多年，偶還會聽見父親傷心地抱怨，或許放棄有大好升遷機會的外勤工作，父親還是有所掙扎的吧，哀怨著女兒們不識自己也曾經有過這麼一段穿著「制服」，充滿著危險卻也充滿著可能的歲月。他的當年勇只能停留在訴說自己如何搜尋指紋與掌握線索，花了個把月終於破了一樁偷竊大案，但隨著遠調規律工作的內勤，這些「英勇」的記憶也離他越來越遙遠。

父親出身在傳統的農村家庭，那是個多產的年代，必須透過多產來對抗醫藥不發達，以提高孩子的存活率。農村生活常常伴隨著死亡的陰影，父親第一次認識死亡，是家裡最小的弟弟。小弟弟出生以來就很愛哭，哭到全身變色，然後有天早上家裡突然間安靜下來，小弟弟也消失了，父親跟姑姑們翻遍家裡的每個房間(甚至抽屜)，都沒有再看見嬰兒的蹤影，這是他所認識第一個消失的弟弟。隨後多年過去，父親跟他的兄弟姐妹們終於平安地長大，不變的是生存的威脅：採礦的大伯差點死於礦坑的塌陷、或者是大姑姑在工廠裡伴隨加班而來的工廠意外與裁員。

父親國中的時候，二伯入伍服役，住在山裡，「回家」是相當折騰的事，往往回到家都是半夜，因此父親常常早上醒來驚喜地發現二伯睡在身邊，好夢正酣。熱情的二伯時常給家裡寫信，而收信則是年少的父親最期待的事，閱讀著哥哥的打算與對於家裡的問候，彷彿可以跟著展翅飛翔，一封家書往往可以回味數十遍，至今父親仍然很寶貝地珍藏著這些信件。一天下午，父親與朋友們嘻笑地走回家，一路上不記得說了什麼笑話，只記得那天的天空很藍，他很開心，全世界彷彿都在微笑。走到農村巷口卻突然有個村民告訴他二伯死了的消息。不敢置信的父親衝回家裡，只看見崩潰痛哭的阿婆，以及家裡瀰漫著一股巨大、不祥的壓迫感。軍方只簡單地交代二伯自殺，已然葬在公墓。然而自殺的二伯跟一個禮拜前甫寄家書回家問候、充滿樂觀期待的二伯，顯然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家人們無法接受軍方的說詞，拿著家書要求軍方解釋，這中間往返了很多次，軍方後來只好更改說法為「不慎擦槍走火」的意外死亡，並送回一罈骨灰。無論如何，人就這麼消失不再回來了，傳統鄉下落土為安的信念，使得家人們雖然不滿意但也只能接受，僅管還有猜疑。可憐的父親從此再也不敢「過於快樂」，他總覺得快樂的背後，彷彿有著什麼陷阱在黑暗中等待著反撲。

接下來是生孩子之後，莫名高燒不止的小姑姑，在孩子滿月時嚥下最後一口氣。阿婆幾乎哭瞎眼睛，鎮日以淚洗面，看到任何跟逝去孩子有關的東西都會睹物思人，淚流不止。於是從東西燒盡開始，家族中再也沒有人提過二伯與小姑姑。前年阿公過世，我整理著積藏多年的家族老照片，看見未曾謀面的姑姑以及二伯唯二的兩張照片，表哥則悄然走到父親的面前，請求父親多說一些姑姑當年所發生的事。多年來，每逢過年過節，姑丈總會帶著兩個表哥回老家，但表哥卻從未聽見任何人提過關於姑姑的故事。父親則依舊含糊以對，僅管後來RCA廠求償案[1]發生後，父親曾懷疑姑姑當年可能因為是RCA廠的員工之一，潛伏病症導致她產後高燒不止而死，事隔多年，當年檢驗不出來結果的醫療狀況，現在也無從舉證，終究也只能放在心裡懷疑著。

在那個年代，無力與國家或者大工廠對抗的純樸小家庭，只能想盡辦法地安分守己、努力地茁壯。這個家族無法忍受任何的失去，唯有期待孩子們平安長大、認真讀書，然後脫離這種無力的處境。至於那些年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沒有人真正知道，或許也存在著不堪知曉的心情，現實中的個人選擇不多，面向過去而生是一種方式，但是埋葬過去則是另一種，深深地埋藏心裡以一種極為靜默的方式記憶著。也許要在夜裡，無所防備的下意識中，故事才可能被訴說與再記憶。

當年負笈北上，父親載我去車站，一路上話語不多，只淡淡地要求我「好好讀書，不要讓他在電視機前看見我」。這個約定魔咒則延續了很多年，某年幫立委助選的時候，我還小心翼翼地當著藏鏡人，壓低帽子、躲在邊角，深怕讓父親在報紙或電視畫面中不小心認出我的身影。直到一點一滴明白這個約束的背後，其實只是來自一個家族面對失去的恐懼，從阿公阿婆延續下來要求子孫明哲保身的巨大期待。那種約定的枷鎖終於消失，而我方纔開始能夠坦然地面對自己。

經濟起飛、街頭運動風起雲湧的80年代，父親選擇以一種明哲保身的態度，退守著自己的小家庭、回應家族的期待。面對當年二伯與小姑姑的驟死，阿婆的痛哭，家人們選擇燒盡所有的照片與遺物，埋藏這些記憶向前行。父親則悄悄地留下二伯的家書與小姑姑的照片，記憶在那裡，以一種極為靜默的狀態存在，等待被召喚與傳遞。作為一個安靜的守護者，二伯與小姑姑儘管在家族成員中永遠缺席了，卻不曾真正遠離。

註：關於RCA求償案，詳見 http://www.tahr.org.tw/site/case/rca/index.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