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研究生活的步調愈來愈緊湊，愈無法負擔少年時期經常踏行的「壯旅」。赴英求學以來，當背包客的經驗少之又少。原先並沒有預期這次到布拉格會有多少收穫，能有這次旅行其實是參加會議的附加價值。面對這個古老城市，除了想要在放鬆中準備報告之外，沒有太多的期待。

出發之前為了節省開銷，慣例在「couch furfing」網站上尋找住處。「couch surfing」是一種新興的旅行形態，專為沒有住宿預算的旅行者設計的，在網路上已經有不下數十個類似組織，其中有好幾個已經獲得非營利或是慈善事業的登記字號。我選擇的「CouchSurfing」是老牌網站。說老，實際上是2006年才成立，截至這趟捷克之旅之前，已經在兩百多個國家募得了五十幾萬個會員。登記的過程很簡單，首先先詳細描述自己的旅行需求，建立自己的檔案之後，在網站上瀏覽其它人的檔案，看別的沙發客給他們給的評語。像是eBay給買主賣主分數一樣，這種回饋機制可大大提升組織的信賴度。

回應我的不下二十幾人。令人訝異的是在近年來民主化的中、東歐國家，旅遊事業的急速成長。在英國各地，隨時可以看見成群的旅行團，領隊會手持小旗子，團員會別名牌還會拿手持V8攝影機的那種，跟八、九○年代的台灣團如出一轍。然而年輕的旅行者則選擇了完全不同的旅行方式，他們或許不習慣背包客（backpaking），這種超級節省的旅行方式吸引了他們的目光跟手腳。更重要的是，他們樂意成為東道主，為遠道之客導覽他們在過去二十年間較少被造訪的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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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兩個小時就到了布拉格，一個異常安靜的城市。安靜，不是沒有吵雜的車聲，而是人多數時間低頭緩步的人們。我問公車司機哪裡可以搭地鐵，不懂英文的他聳聳肩，給了一個苦笑。在城裡也是一樣，碰到不會講英文的阿公阿媽，他們給你的也多半是這種回應。我跟couch surfer host彼得約好，晚上八點在國家博物館前見面。在那之前，我逛了一個下午的「館前路」，絲絨革命的所在地 Wenceslas Square。

一九八九年秋天，廣場湧進了二十五萬人，號稱不流血的革命，其實老早就經歷過好幾次改革的陣痛，讓捷克付出了不小的代價。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過後不久，二十一歲的青年Ian Palach自焚赴義，一個月後，又有一個十八歲青年效尤，前後加起來，用相同的方式總共犧牲了八個一般年輕的身軀。
彼得是德國文化中心（歌德學院）的圖書館員，領的是德國薪水，繳的是捷克的稅。這種生活條件比一般捷克人好一點，日子過得很波西米亞，對傳統沒有抱什麼幻想。他說，最羨慕的生活是以色列的集體公社基布茲。當天晚上，彼得領我深入布拉格人的夜生活，逛了好幾間酒吧跟茶室，灌了好幾杯捷克百威。他的說法是：捷克百威比美國百威好喝多了。他建議我要了解布拉格，隔天早上先去一趟共產博物館。

小小的博物館，其實是被剷除的銅像的陳列室。那些從前在各大街口、橋頭耀武揚威的獨裁者，並沒有被堆棄，而被安放在購物中心的二樓，成為捷克人引以為戒的共同記憶。一九八九年絲絨革命的紀錄片，伴著衝突影像的是首詩歌：「感謝一切的衰頹破敗，讓我能夠勤奮；感謝所有醜陋的事物，讓我能夠體會到什麼叫做美。」我看著影片迴路，計算著到底要播放幾次才能讓自己無感。「Dêkuji！Dêkuji！」影片不斷唱著感謝，讓人分不清楚那是謙卑還是自卑。

奉行史達林口號：「一個人的死，是悲劇；一百萬人的死，是統計。」的布拉格，為曾經在共產主義底下犧牲的三百萬人民立了紀念碑。這些紀念碑要不成為觀光景點，要不就是被購物的人潮匆忙略過。至少，他們不膜拜領袖了。世界最大的領袖雕像史達林，號稱從布拉格任何一個角落都看得見的那尊，早就在一九六二年被摧毀。這讓人想到亞洲最大偉人銅像，座落在台北的那尊。歷史尚無定論，被粗暴指定的市定古蹟和自由廣場模糊了首都的時空，獨裁者還在巨大的神龕門後兀自竊笑。

陳列館的樓下，現在是麥當勞。

其實在布拉格，麥當勞跟可口可樂的商標，遠比歐洲其他地方更多、更大。星巴克的力量還沒辦法收買多少在石砌巷道裡的獨立咖啡館，但是走在觀光客充斥的街道，隱約能感覺得到歐洲共同市場甚至英美資本主義所帶起的騷動。在電車上，偶爾可以瞥見一些小貼紙，對著資本社會發出小小抗議。然而這些聲音畢竟開始減弱了。革命已化為街頭的雕刻，沈默地與同樣無感的數位相機對望。二十歲以下的青少年也已經不知道革命的意義在哪裡，但是他們享受著自由，或者更精準地說，是他們想像裡的自由。國家大道(Narodi Stradi)上，到處可見年輕旅行者「free hug」的活動。

彼得的媽媽依然會懷念那個糧食由政府配給，吃不飽卻也餓不死的年代。相對於當前發展迅速的城市生活跟無法預測的商機，上一代的人顯得相對保守。將近二十年了。彼得還記得那一晚，跟媽媽上教堂回家後，被緊張地告知，有天大的事情發生了。同年，念國小的我在電視上看到的是天安門事件。十九年後的今天，兩個古城一個正努力學習著怎麼做歐洲的現代人，一個挾著年輕的民族主義，跟世界嗆著自己如何進步。彼得從皮夾裡拿出一張宣傳單，說下個星期，他要加入反對北京奧運的遊行。「年輕人這麼熱衷政治嗎？還是你是例外？」他說：「政治？這是歷史啊！」

彼得跟我說，他最近常做一個夢，夢裡是無盡的上坡或是下坡，無止境的追逐讓他覺得疲憊。其實對我這個沙發客而言，布拉格這個城市自己就是個夢境。城市跟文學家在夢裡相互餵養。卡夫卡的《審判》，據說便是小說家醒來後，在八小時內完成的作品。當然，現在的布拉格給作家的條件已經不一樣了。經過納粹、史達林主義、六八年改革、絲絨革命，英美現代性入侵之後，商業旗幟開始在布拉格的街頭林立。貧窮會不會再現？會不會在被飢餓餵養出另外一批作家，沒有人曉得。

開會的那三天很不一樣，主辦單位想盡辦法呈現最好的布拉格給參加的報告人。精心安排的不外乎古蹟、歌劇，跟美食啤酒。走在古街上，各大教堂爭相散發著音樂會的廣告單，但是曲目大同小異，不外乎住過布拉格的音樂家們的作品。演奏者們大概都是共產時期國家培植的藝術團隊，他們晚上在各大音樂廳演奏史麥塔那跟德佛札克，白天則在街頭吟遊。年紀漸漸老去，曲目也沒怎麼替換。在觀光主義不斷消費他們的同時，他們只能用同樣滄桑的臉孔回應每一枚投入帽子裡的外國銅板，直到自己成為夢境的一部份。

離開布拉格的早上，上班的人潮還是一樣安靜。未來主義感十足的地下鐵，也許是共產捷克留給布拉格最正面的遺產。這個城市在隱匿的憂鬱中，井然有序地朝西方挺進。 也許布拉格自己不想要這樣，他們想要真正的脫胎換骨。反而井然有序，才是我們這些玩慣了金錢遊戲的觀光客夢寐以求的。縱有無盡焦慮，那一對對年輕、羞澀，對商業競爭和惡形惡狀尚未備妥心情的臉龐，在安靜的地鐵月台上，世界跟他們好像都無關，把等待的時間都給了擁吻，給了他們在八九年之前無法體會的，一盞盞小小的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