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整年，在聖休斯學院（St Hugh's College）帶大學部的小朋友們練管弦樂，每次口渴到學院的pub去要水喝的時候，總會經過一間安靜的小講堂，名為「翁山蘇姬」。

（通往Aung San Suu Kyi Lecture Room的長廊）

紀念講堂很不起眼，學生們也甚少提到。許多牛津人都忘了翁山蘇姬曾經在聖休斯待了三年。後來，在牛津Burma Campaign贊助的獨角戲《The Lady of Burma》之中，馬來西亞裔的演員Liana Mau Tan Gould成功的演繹了這位緬甸姑娘軟禁在寓所裡的愛恨、回憶，還有細膩的哲學思考，搏得了熱烈的掌聲。許多人那時候才知道翁山蘇姬和牛津的密切關係。

（《The Lady of Burma》巡演海報）

事實上，The Lady of Burma已經在英國巡迴演出一年多了，最後才「回到」牛津，這樣子說，其實是因為劇作家Richard Shannon在Old Vic戲院進修導演之前，是牛津New College的大學部學生。在劇中，他特別加入了翁山蘇姬回憶校園景致的一段獨白，企圖以英格蘭的地景創造出的集體記憶，喚醒人們對於緬甸與歐洲的關連 和敏感度。然而遲鈍的觀眾，卻非得要在女演員謝幕，一位緬甸難民現身說法，揭露了他手臂上的傷痕，道出曾經被軍政府以屎溺浸泡刑求的過去之後，才起身問 說：「那我們可以做什麼？」

在牛津北邊的外環道，每個星期天都有一小搓人在法國石油公司Total前抗議，原因是Total集團身為英國 最大，以及世界第四大的石油公司，在緬甸的投資金錢，幾乎都落入獨裁軍政府的金庫，成為軍火的最主要財源。而Total所創造的利潤，足以影響歐洲各個政 府的經濟決策。只可惜，這樣的抗議聲浪並沒有獲得太大的響應。石油公司不斷為自己創造的工作機會辯護，法國政府甚至立法保障財團在緬甸的投資行為。晚進崛 起的綠色政治，才似乎為杯葛石油動作找到的一線曙光。否則，上班的車輛還是一如往常經過加油站，在壟斷政策下生活的英國人民，其實也沒有多少自由意志，在 我們拿起油槍時，也同時舉起了槍枝對準緬甸人民的太陽穴。

朋友Zibby在我認識的牛津人當中，算是異數。曾經在牛津待過三年，讀了心理 學。畢業之後，她選擇了到倫敦提供難民諮商服務的慈善機構。認識她的時候，她正在替倫敦的難民社群建立口述歷史的資料庫，並且在倫敦博市立物館 （Museum of London）策展這批資料。我們也同時上了難民創傷心理的課程。課程一開始便觸及了認同的主題，她義無反顧的選擇了緬甸。期間，我們研讀與創傷有關的心 理、文學、電影、哲學，還有媒體。課程告一段落之後，Zibby繼續她的資料庫計畫，繼續無盡的訪談和錄音。我則繼續追求「理論」。後來我才知道，她的男朋友Tun，約莫四五年前離開緬甸之後，便再也沒有回去。07年秋天，Tun的父親過世，他悄悄的回去，要回來的時候碰上了僧侶示威的風暴，之後音訊全無。

（難民心理課程，大家都帶家鄉味來party）

Zibby開始求救。而我接到她的信件的時候，正如火如荼的準備考試，因此只能在電腦前面，隨時提供她必要的資訊協助。同一年的三 月，國際紅十字會也宣佈關閉了在緬甸的所有服務。通常在衝突期間，這些救援組織的醫療記錄，是尋找失聯人士的唯一管道，但是如今在緬甸政府嚴密控管資訊， 甚至拒絕國際救援團體進駐的情況之下，我們真的不知道能夠做些什麼。春天的大雪之日，Zibby再次捎來信件，說Tun已經輾轉逃出來。夏天，我在St Hugh's帶大學部的音樂會，她也義無反顧的來捧場，只因這個地方對她有著重大意義。然後我的碩士也畢業了。唸再多書能夠幹嘛？我的角色給了整則事件一 個諷刺的註解。

（ St Hugh's College一景，是由田園詩人William Wordsworth的女兒創立的牛津學院之一。）

後來，我們終於在牛津的pub見面。跟Tun說起了野草莓，說十二月一定要回去參一腳云云。「你們你在弄集會遊行法喔？那台灣也和我們一樣嘛！」Tun露出了調侃的微笑，笑容裡有令人難以下嚥的平靜。他淡淡的說道：「你們比緬甸還好一點，我們只要四個人上街，就算是非法集會。我家人都比五個人多，現在他們安全了，已經沒有了爸爸和我...。」多少和我們在這個pub舉杯的人，背負著多少難以承載的生命故事，在我們身旁來來往往，用什麼方式聚在一起？我的研究處心積慮的想要找出人們如何標籤「創傷」的證據，卻有那麼多的人是用一抹微笑、一個篤定的眼神，用他們無法折彎的生命 韌度回應我們膚淺的質問。

上星期，收到了Zibby和Tun的喜訊。七月底，他們要在牛津結婚了。拆開紅色信封的那一刻，我落下了相對脆弱的眼淚。

延伸閱讀:The Lady of Burma戲劇巡演首頁、Burma Campaign、Zibby策展的難民口述計畫：Belong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