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生日記(三):搭上「反核」的末節車廂
作者 / 陳炯霖   

2006年春天。一年寒暑匆匆走過,轉眼間昇上大二了。

我的外表看起來沒變,但其實有些看不見的部分已悄悄改變。 而象徵這些改變的一個生理現象,就出現在我的頭殼頂。第一次發現有白髮,是一上期末考結束後去理髮時,剃頭的歐巴桑告訴我的:「年紀輕輕白髮這麼多,平常很辛苦喔?」我笑著回答她:「是書讀太多,用腦過多啦。」歐巴桑哈哈哈的笑了出來。她一定以為我是在開玩笑吧?不過,這頭白髮真的是K書K出來的,我可以深深確信。

大學的第一年,我像一尾長年擱淺在沙灘的鯨魚突然被放回大海般,一頭栽進了學問的世界。我的求知欲一口氣噴發到最高點。我企圖掌握住每次上課時老師所講的每一句話。新的知識帶來新的世界觀,原來一些乍看下平凡無奇的事,背後卻隱藏著這麼多的奧秘。你知道嗎?在做有氧運動時因為體內會適度吸取氧氣,燃燒體內脂肪。所以想減肥時,慢跑或散步等輕鬆的有氧運動,會比做劇烈運動來的有效!你知道嗎?社會上所有的人都擁有自己的地位,就連嬰兒也不例外。什麼是嬰兒的地位呢?就是完全依賴著別人生活也不會受到責難的地位!你知道嗎?我以前什麼都不知道!只知道爽,混,逃。半生不死的過日子。但是現在不同了,我開始慢慢看見了這個世界是長怎樣的,開始思考我到底是從哪裡來,而該往哪裡去。我開始學習不用肉眼,而是用心眼去看我所存在的社會。試著去了解所有事情的因果原來。

但也在那同時,我感受到比在語言學校時更強的孤獨感。學校裡有所謂的台灣人留學生會。當時,大學裡的台灣人加起來不到十個,不多不少。所以這個小小的留學生會三不五時就約吃飯、唱歌什麼的,彼此間的關係還算密切。但是我卻對這一類的邀約興趣缺缺。因為跟他們在一起,我只會感到更深的距離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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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命館大學產業社會學部的校舍。聽說從上方看下去,建築物成一個「立」

字。

 

我的同學來自北部或中部,有客家人,外省人,福佬人,各式各樣的家庭背景。而他們有一個絕對的共通點,就是不在會話中主動使用台語。而我則是不管在任何場合都講台語。光是這一點就讓我感到孤立。會一直以台語作為自己的溝通工具,並不完全是因為意識強烈,而是叛逆期的成長背景使然吧。第一次接觸到外部社會,是15歲時台南市內的某間KTV。我拿著裝著bi-lu(啤酒)的塑膠杯,怯生生的向縣外某飆車族的頭敬酒:「請問咱按怎稱呼?」對,我就是這樣學習如何跟人puaⁿh-nuá ê。少年期的行為模式會影響人的一生。我習慣用兄弟「氣口」(khuì-kháu)跟台灣人打交道。這不是來日本讀了一年日語,上了日本大學就能改變的。更何況我也不想改變。

雖然他們懂台語的會配合我一起講台語,但是當我一閉口時,所有的會話又將變回北京話。此時空氣中所形成的那道看不見的牆,就會罩在我的四周,令人呼吸困難。

當然我也有日本同學。他們都很年輕,頂多18、9歲。很理所當然的,和他們聚在一起時會感到更大的疏離感。他們會從口中射出一大串飛快的日語。不管耳朵豎的多尖,最多也只能聽懂一半而已。而且不光是語言問題。當他們談論到高中時如何唸書,讀了什麼科目,參加過什麼社團等內容時,我彷彿在聽著來自另一個星球的言語。而當我緩緩道出自己19歲時抽籤當兵的過去時,也只能換來周圍一句句的:「すげ!すごいな!信じられない!」(哇!好利害好棒喔!真不敢相信!)或許對他們來說,我也是另一個星球的生物吧。更不用說那些連「TAIWAN」跟「THAILAND」也分不清楚的人了。(當介紹自己來自台灣時,對方說「咦?是泰國……?」的情形在日本起碼遇過三次以上)大一的一整年,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試著打進他們的世界,但最終還是放棄了。跟這些小毛頭們最多只能成為點頭之交。什麼貼心ê「馬吉」leh,在這裡,恐怕是很難遇到了。
 
就這樣,我一邊享受著獲得知識的喜悅,又一邊忍受著強大的疏離感。偶爾也有一整天沒說半句話的日子。週遭車來人往,卻與我沒有太大關聯。雖然生活在這個美麗的觀光城市─京都市的最繁華地帶。心境上卻有如身在某座深山裡的瀑布下修行一樣。很慶幸的是,有關吃喝玩樂嫖賭等事,在十幾歲時已經作過太多了。現在雖然生活單調,感到孤獨。卻也少有寂寞難耐之念。樸實的生活帶來踏實的喜悅。這種不需操煩瑣事的日子,竟也如此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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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月,崔愫欣導演的《貢寮,你好嗎?》在日本巡迴上映,其中一場

在北九州。照片是和導演一同來日的哥哥(右)與我。

 

我就在這種心理情況下,第一次接觸到反核運動。2005年冬天,在台北的NPO工作的哥哥告訴我,同事拍了一部有關核四反對運動的紀錄片,要拿到日本巡迴上映,其中一站會經過大阪,叫我有空去看看。反正閒來無事,我就抱著輕鬆的心情走進了上映會場。那一天會場裡有近三十人的觀眾,大多是中高年人。日本的年輕人大概也不會對這種事有興趣吧。燈光變暗,影片開始流動。我被帶到了北台灣的一個美麗的小漁村,看到了曾經轟動全國的核四,背後竟然有那麼多的辛酸淚水,那麼多的無奈,那麼多的憤慨。那些新聞台從來不會報導的故事,就這樣毫無保留的呈現在我眼前。當第一次看到台語的對白被翻成日文字幕時,心中不禁有一股莫名的感動。我想,我看到了一齣真正屬於台灣的電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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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島的放映會;左起為我、前鹽寮反核自救會會長吳文通、導演崔愫欣、

日本非核亞洲論壇佐藤大介。

 

散場後,我主動上前與導演崔愫欣及翻譯賴青松兄攀談,他們一見我大喜,正愁著翻譯人手不夠呢。十幾個人要找導演談話,哪翻譯的完。我就被鴨子趕上架,充當起臨時翻譯。並結識了日本非核亞洲論壇的佐藤(SATO)桑。他告訴我明年春天,會再辦一起《貢寮,你好嗎?》的巡迴上映會,到時想請我當隨行翻譯。當時還以為是開玩笑。這種日語還搬不上檯面吧?好吧!既然你敢用我也敢作!反正可以免費周遊半個日本。(這才是最大的誘因吧,哈!)2006年春天,我就這樣踏上了一趟未知的旅程……(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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