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人散佈在當代中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早上七點，距離上海僅一個小時車程的江蘇省昆山市，在這個聚集台灣各大電子廠的中型城市裡，七點正好是工廠的換班時間；站在電子廠的大門口，一批又一批身穿標準工作服、脖子上掛著識別證的工人，如潮水般的湧現；他們的出現讓工廠門口附近的小商店頓時人潮洶湧。這些早上七點下班的人，是工廠兩班制的晚班工人，準備下班回家睡覺。

早上七點，在北京。天安門前的五星旗才剛升起不久，從地鐵一號線大望路站準備到ＳＯＨＯ城上班的匆匆路人，在地鐵站出口的小販攤前，買了一份新京報和豆漿包子當做早餐，遞出三塊錢給老闆之後又匆匆離去。老板默默的收下錢，繼續忙著招呼其他客人。老板的口袋裡，除了客人給的錢之外，還有昨天剛去辦好的外來人口暫住證。

什麼是「農民工」？

無論是在昆山電子廠上夜班的工人、或是在北京早餐車賣早餐的老闆，又或是準備從信陽搭車到北京找工作的年輕人，他們都可以算是一般人口中的「農民工」。若用台灣的情況來理解，所謂「農民工」，就如同台灣在1980年代時、許多從中南部的鄉村地區，來到台北或高雄都會區找工作的勞工。這些多半來自四川、河南、湖南等省份的工人，在十幾歲的時候離開家鄉，順著學校同學或家裡親戚介紹，來到沿海的各大城市裡，尋找他們心目中能夠淘金的土地。和台灣的經濟成長模式一樣，中國的勞動力從農地上被逐漸解放，跨國資本進入並設立工廠，利用廉價勞動力生產各式商品，最後銷售到全世界。但和台灣的經驗相比較相較，這些中國的工人卻有一項極為特殊的地方，就是他們的身份依舊是白紙黑字的「農民」。

做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身份的認定絕對算是一件大事；在中國，身份的認定通常以「戶口」做為區分標準。源自於古代的保甲制度，中共的「戶口制度」建立在「人口登記」和「物資配給」的邏輯上，不僅能夠防止農村人口大量湧向城市，更成為計畫經濟時期、各項重大經濟政策的執行基礎。事實上，如何掌握人口的流動，對於中國這個擁有十五億人口的大國來說，一直是攸關國家存亡的大事。「戶口制度」的誕生，正和此因素密切相關。根據官方統計，目前中國的流動人口高達一點五億人，而真正的情況應該遠高於這個數字。事實上，人口流動在中國一直都不是罕見的事情。在1949年之前，中國經常發生大規模的人口流動現象；舉凡天災、戰亂、或是官方的軍事屯墾計畫，都曾經發生大量人口從一地搬遷至另一地的情形。

但這樣的情形，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必須有所改變。由於中共的經濟發展模式，是以城市重工業作為基礎，並利用「價格剪刀差」、將廣大農村的生產剩餘，源源不絕的注入城市重工業部門，並且補貼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所需開銷。因此，城市的工業部門成為人人稱羨的工作，而城市居民的生活也遠優於農村生活。顯而易見的，這套經濟發展策略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將會吸引大量的農村人口湧入城市，造成城市人口爆炸、而農業生產卻陷於停頓。因此，設計一套將人民固定在土地上的人口管理制度，便成為中共建國初期的首要工作；而這套制度，就是日後影響深遠的「戶口登記制度」。

根據這套制度，所有的中國人民都被區分為「農村戶口」和「城市戶口」；兩種戶口所能擁有的福利相差十分巨大。擁有城市戶口的居民，可以享受穩定的糧食供給、保證就業、以及各種社會福利；而持有農村戶口的人、也就是所謂「農民」，只能留在農村耕種，不能隨意搬遷進入城市；事實上，即使農民能夠進入城市，在「戶口登記」和「物資配給」的搭配下，包括糧食、教育、醫療服務等基本民生物資的供給，都必須憑著戶口證明才能領取，這使得不具有城市戶口的農民根本無法在城市裡生活，中國因而被區分成為「城市／鄉村」的二元體系，彼此不相、也無法往來。中國嚴格的「戶口登記制度」，不僅成為控制人口流動的基礎法令，也在計畫經濟時代發揮關鍵的作用。

農民工和戶口

農民工之所以被稱為「農民工」，正是因為他們在「戶口登記制度」中具有「農民」的身份。當然，隨著1978年之後的改革開放浪潮，戶口制度的諸多限制逐漸被解除；時至今日，包括糧食、住房、醫療、交通等民生項目都逐一和戶口脫勾的情況下，這套曾經被稱為「城市配給體制」（urban rationing regime）的治理模式，至今已近乎崩解殆盡。但是，戶口的陰影並沒有完全散去。從制度上來說，過去以戶口作為粗暴區隔人口的管理方式已不再適用，但城市管理部門卻悄悄的轉變為以曖昧、低調的方式，繼續將這些「外來者」排除在政府的公共預算之外，或是設立另一種新的制度，將不具城市戶口的人與本地人口區隔開來，繼續維持既有的身份區隔。包括社會福利制度的繳費設計，以及民工子女在城市的教育問題，都顯示出戶口的影響力並沒有完全消失，而是改以另一種型態、延續公民身份的區隔。

正因為戶口的陰影未解，使得農民工清楚意識到自己作為城市的「外來者」，他們是不受歡迎的。如同早餐車老闆要去辦「外來人口暫時居住證」一樣，這些人在理論上都是「暫住」在城市裡，總有一天他們必須離開。但諷刺的是，在經濟瘋狂成長的當下，城市卻又迫切的需要他們，因為他們提供了最便宜的勞力，願意接受城市人不願從事的危險、骯髒、低薪的工作。舉凡生產線上的普工、摩天大樓外牆的清潔員、垃圾蒐集和回收等，幾乎都是由農民工擔任。對於農民工來說，城市的生活經驗提供極端豐厚的物質刺激（而非享受），光彩奪目的消費型態在家鄉是不存在的，使得他們對於城市產生莫名而由衷的崇拜感。但是，城市裡的工作經驗卻不見得愉快，危險而骯髒的工作環境經常讓民工產生各種職業傷害，而雇主拖欠薪資引起勞資糾紛的新聞也經常出現在報紙版面，這些大小風險都是農民工必須承擔的，也是絕大多數農民工共同的生命經驗。

相對的，農民工對老家的情感則顯得模糊而浪漫。他們在異鄉工作賺錢，每年只能在春節回家一趟，而且光是來回的旅程可能就要將近四天。2008年春節時的大雪，讓廣州火車站一度滯留將近一百萬人，這些人都是準備返鄉的民工；對於一年一度的返鄉旅程被大雪所困，焦急的心態可想而知，混亂的場景因而再所難免。或許是因為一年只能回家一趟，所以民工對於家鄉的印象其實停留在孩童時期。大多數民工被問到是否想要回老家生活，一般的反應都是：唉呀回去能幹什麼呢！事實上，很多農民工除了身份是農民之外，其他和農業幾乎完全無涉，誇張點說，他根本就是冒牌農民；由於務農需要大量的經驗和體力，一旦長時間離開農地，想要再回去耕種將花費極大的成本。因此，農民工對於「回老家生活」這件事，多半是對於未來的美好想像；例如等到在城市裡把錢賺的差不多了，寄望將來可以回到老家蓋一間新房子，或是開一間小型餐館或服飾店，等著能夠含飴弄孫、安心養老，在老家安享天年。諸如此類的夢想常出現在農民工的願望清單裡，而且經常是清單的第一項。

在城市無法安居樂業、但也不致於流離失所，農民工在流動和定居之間，展現出某種不受國家政府控制的幻象。介於「流離失所」與「安居樂業」之間詭譎狀態，農民工的處境突顯出當代中國所面臨的社會轉型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