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北京二隅

傍晚五點，「鳥巢」銀白的鋼筋藏不住火紅的座席區，北四環邊上的圍籬旁，來自各地的遊客個個拿著相機、手機，與奧運的前一刻合影留念。另一旁，高級酒店準備就緒，寬闊的馬路上開闢了奧運專屬的公車道，車送著絡繹不絕的遊客。

觀光客、義工、警察保安，散佈在偌大的奧運場館區，襯托著身後巨型的新穎建築。整個城市瀰漫著迎接奧運的氣氛，這是2008年的北京。六年前，這裡還是京北郊區的一片田園農村。沒有鳥巢、水立方、奧林匹克公園，它可以什麼都不是。

下午三點，兩排門對門的過道上，四個男人打著赤膊在鬥麻將。已經是盛夏八月了，窄門上垂掛著彩色的簾子，折射著午後的炙熱陽光。拉開簾子探頭一瞧，幾個大姐圍坐一地，玩著撲克牌。孩子們正放暑假，就這麼三三兩兩看著大人打牌。他們有些是所謂的「流動兒童」，隨著打工的父母來到北京就學；另一些則是平時在老家上學的「留守兒童」，每年寒暑假從家鄉赴京與父母團員。大人打牌，小孩打鬧，這樣的午後閒逸時光，卻不屬於調劑生活的消遣。從七月二十日起，北京大部分的工廠暫停營業，平時最容易見到民工身影的建築工地也都停工；打工者暫時放下工作，在家裡的時間便意外地增加了。這裡也是北京，一個城市地景與農村屋舍的交接地帶，觀光客不曾到來、北京人也不見得知道的地方：一個由外地打工者家庭共同居住所形成的生活圈。

打工者的落腳處：民工村

當農民攜家帶眷到城市打工，手拿一個月兩千塊錢上下人民幣的工資（不足台幣一萬塊），由於住不起市區要價一個月一千多塊錢的樓房，就這麼因陋就簡地住在郊區的出租房裡。這些出租房由北京村民的屋子分隔改建而成，或由外地的大老闆出資建蓋，它們的共同點是又小又擠。一間十五平米（四到五坪）的小房間，住著一家三到五口人：一張佔據2/3空間的大床，幾個板凳，兩三個櫃子，簡單的衣物和廚具，以及門外自己找材料搭起的臨時廚房。這是打工者在北京的「家」，早年甚至有兩個家庭合住一間小屋的情況。沒有市政經費的挹注，造成基礎建設的匱乏。屋內沒有水源，更沒有廁所，連電費也比當地人貴上一倍；屋外還是農村的窄土路，有著大大小小的土坑水窪，各家隨意傾倒的垃圾集成一個小山丘，蒼蠅飛舞，陣陣異味外溢著。

這樣一個類似「貧民窟」的區域，總是令初來乍到者屏息側目，即便是住在這的打工者，也得花上一段時間適應。來到京城的民工們，無論老家再怎麼破敗，也總是有著數於自己的寬敞的屋子，更不說有的人靠著打工積累的血汗錢，在老家蓋上了新穎的樓房。

更多時候，這些人是以自己的足跡，見證著北京城擴張的歷史。一個位在奧運場館區北方五公里的「民工村」，我在那裡和打工者聊到他們搬家的故事。好多人告訴我，他們以前就住在「鳥巢」的下面；有個孩子自豪地說，他的爸爸親眼看著「鳥巢」長大。那大約是九零年代末的事了，2001年北京申辦奧運成功後，「鳥巢」所在地的平房區被大舉拆遷，打工者開始向北搬家。在北京的生活模式，基本上就是這邊拆了往那邊搬，拆了又搬。無數個由打工者聚居所形成的「民工村」，就這麼被機具推平，又在城市更外圍的地方生長出來。那是一種由堅韌生命力迸發而出的生長方式，與國家和市場的力量推擠著、磨合著，一步步把北京的城區範圍向外推展。每當市區擴張，都市和農村交鋒的界域，總有他們的身影。

看不見的工作

七月二十日，北京正式進入奧運會期間：車輛分單、雙號上路，大型車輛（黃標車）不准出現，大部分工廠停工，超市也調整營運時間。當天下午，我在民工村問那些圍坐在自家門口打麻將的大哥們，「你們都不上班、不打工啦？」一個面對我的男人訕笑地說：「都下崗啦，上什麼班。收廢品的，都不讓做啦。」下崗指的是有正式工作崗位的人失去了工作，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失業。「收廢品」俗稱撿破爛，在台灣並不陌生，就是從事資源分類回收的工作，屬於非正規的「自由」職業，遇上下雨天就不上街收貨，沒有正式上下班的問題。大哥用「下崗」說明自己的狀態，其實是一種嘲諷，他並不是真的失業，而是受到資源回收工廠停業的連鎖影響，不得不暫時在家休息。在民工村裡，有的院子湧現了打麻將、玩撲克牌的熱鬧情景，也有些地方顯得空空蕩蕩。由於奧運期間建築工地停工，大型車輛不允許上路，那些平時停滿了院子空地，用來運載廢磚塊、廢渣土的大卡車，現在大多跟著他們的主人回到河北老家休息去了。

那些離開北京的，我來不及問，選擇留下的人，他們又過著什麼樣的生活？難得不用工作，除了麻將和撲克，電視依舊穩坐娛樂的核心，從早到晚為每個民工小家庭提供奧運賽事的播映。然而，面對高漲的物價，不工作也得張羅每天吃飯的基本花銷；能夠在家裡頭安逸看奧運轉播的，都做好了準備，要吃兩個月的「老本」。但同一個院子裡，也有不得不上街工作的河南魏大哥。大嫂剛在春天生下家中第三個小女娃，出生不足四個月卻染上肺炎，加上營養不良，小手小腳都蜷曲了起來。近兩萬元人民幣生產和醫療的花費，讓沒有社會保險的一家人幾乎用光了積蓄。奧運會期間不允許收售資源回收的店舖經營生意，大哥只能透過關係私底下買賣當天收到的廢品，價格被壓得很低。媽媽說，孩子缺乏營養要喝奶粉，一天就喝掉十幾塊錢的奶粉錢，爸爸如果不出去撿些瓶子、廢紙，一家人就無以為繼了。

把民工趕出城？

在奧運開始前半年，許多沒有正式工作的民工朋友都很擔心自己會被「趕走」，尤其是那些在路邊賣煎餅的小商小販，騎著三輪車四處收瓶罐、廢家電的大哥大姐，還有滿街跑的「摩ㄉㄧ車」師傅（摩托車的士，由摩托車改裝而成，可供載人的三輪出租車），往往是「維持市容整潔」的頭號敵人。基層政府這一年頻繁地宣導外來人口辦理「暫住證」，也讓人不禁揣想：在奧運開幕之前，以「維護國家形象」之名，大舉掃蕩民工村的情況，是否會再度出現。綜合我在北京幾個民工村走訪所得，今年暑假因為舉辦奧運會，工作被迫中止而離開北京的民工家庭，大約在兩到三成左右。而其中大多數的打工者，預計在九月底殘奧會結束後，還是會回到北京繼續工作。大部分民工並未因為奧運離開北京，這比一些坊間的猜測來得樂觀。

過去動輒採用粗暴無理的公權力，將民工轟趕出城，或強行將他們帶到收容所，又打又罵又坑他們的錢…，這些手段已不復存在。即便在百年一度的奧運盛會期間，被指為「髒、亂、差」的城市角落的民工村，以及不符合城市居民形象的民工們，都還是留下來了。這不單單是中國政府在流動人口管理上的一個進步，更是打工族群在城市掙扎、生根近三十年的血淚成果。如果我們將奧運對於農民工生計的影響，放在一個更長的時序裡頭來觀察，我們會發現：一方面，有的民工被迫中止工作，選擇回老家休息甚至轉業；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民工準備在奧運會結束之後，大賺一筆。好比說，那些因為奧運暫時停工的建築工地，在奧運結束後，勢必得加緊腳步追趕工程進度。而囤積了大量廢舊雜貨的資源回收貨場，也在等待重新「開工」之後，賣個好價錢。該怎麼理解同一時期之中這些紛陳的現象？慶幸的是，類似像奧運這樣的城市治理「非常時期」，已經不再成為政府對付外來人群的藉口，民工漸漸在城市中獲得立錐之地，一味轟趕不再是公安、警察的唯一選擇。然而，我們也必須看見，「農民工」社群內部的多樣性和差異。在國家和市場架設的舞台上，一些打工者抓住市場發展的先機，躍身成為大老闆，已經不是新聞；但弱勢族群中的邊緣人，卻在更為窘迫的處境中，掙扎著自己的那齣戲。

相對於百姓的平時生活，奧運創造了一個非常時期，讓城市的生活與生計進入戒備狀態。北京的大爺、大媽別上「治安志願者」的袖章，穿上白底紅字的T-shirt，揮著扇子對抗盛暑。他們一群群坐在小區、村子出入口，看來閒話家常，實則「守護著」每個角落的治安。這樣一個特殊時空，影響的不僅僅是被迫失業的外地打工者，而是在北京駐足的每一個人。相較於表面上的暫停工作或失業，更為殘酷的是奧運結束後的真實生活：打工者身處的脆弱境遇。真實的困境無關乎國家大型活動，而是每天都得面對的種種限制。打工者從老家帶來的孩子，很難進入北京當地的中小學上學，即使在北京讀完初中，因為戶口的限制，只能回老家考高中、考大學。工作上，他們從事城市人不願意做的職業，且缺乏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一但家中有人生病，就容易陷入貧苦的狀態。由於無法適用城市的優惠購房政策，即便在北京奮鬥十幾二十年，還是只能守著一間小屋子。這些受限於身分的困境，不比奧運所帶來的「暫時性失業」引人注目，卻更深刻地影響著民工的每日生活，與未來。

正當自詡為正義使者的朋友在為民工們的處境抱不平，我認識的打工者卻不像我這般看待奧運相關管制對他們的影響。他們淡淡地笑著說：「這畢竟是國家的大事，家裡的大活動，人民總不能只想著掙自己的錢。當然希望奧運會成功，咱全力支持！」伴隨著一面又一面金牌落袋，國旗逐次冉冉上升，奏響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他們的眼裡有著幾多欣慰的神情。當街上紅底白字「奧運平安」、「中國加油」的標語，如浪潮般掩蓋了原先綠色奧運、人文奧運、科技奧運的主張，「安全舉辦奧運」成為重中之重，國家尊嚴不容挑戰。如同《經濟學人》所說，奧運是一場有點陰鬱的盛宴: Welcome to a (rather dour) party (Jul 31st 2008)。我必須補充，這還是一場許多人缺席的盛宴。奧運落幕了，卻只是中國現代化大戲中的一個章節。那些幕後推手和臨時演員，何時會成為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