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命題，並不特別對我國中同學有多大意義，他們想著的就是如何逃出去，及盡可能的生存下去而已。也許要他們針對這個題目發表一篇文章或提出想法，會將它看成是一篇枯燥八股的作文而感到厭煩或排斥吧。 賴和很喜歡魯迅，魯迅有一篇小說叫〈故鄉〉，我猜影響了很大一部分日治時期的知識分子。當時知識分子由於受到家庭養成及現代教育的關係，所擷取、擁護的思想流派各有不同，甚至造成了對立。但魯迅的影響卻是跨時代、跨階級的，這很大一部分是，思想理論總有一個清楚的路線、目標或者概念，但文學作品則不然，它是情感的模糊、曖昧和矛盾雜揉在一起的東西，你說不清楚，但感受卻特別深刻，也不容易指出它到底要我們走往哪個方向，某一程度上，他在寫他自己，而這也就和以某個清楚的意識形態、立場所推導出的文學作品非常不同。

也許賴和從魯迅身上看到了故鄉，這不只是開頭清楚破題的緣故，而是在從魯迅的文章中看到一種故鄉存在的方式，不是緬懷、追念的，不是遙想、壯麗的，相反的，是一幕幕不忍猝賭的醜陋，與當前種種人物風景疏離的逼視，既優越又同情，既自卑亦哀憫，這種體驗從來不會是美好的，而是充滿人事已非的苦楚。如果賴和不曾受過魯迅〈故鄉〉文字的震撼，那麼他也寫出了同樣令人震懾的文字。至少在他得以對他故鄉追憶的年紀，無不是在帶有批判和傾聽的狀態下完成的。而這些在他筆下年壯、佝僂、殘弱、絕望、辛勞的世間群像不斷冒現在接受新式教育後學醫開業的漫長歲月之中。而我也是在這樣的認識上接觸了賴和的故鄉，那不會就此替代了我對故鄉的想像，畢竟這不同於我的故鄉經驗，而是成為我認識故鄉的一種方式與角度。

至少在大學以前，那個所謂的故鄉，於我是不存在的，並不是冷漠、疏忽或無感，而是看不到、摸不清它的形體、粗細、溫度與各種顏色。若要說起來，在大學以前，這個故鄉是我急於丟棄、拋離的真實，包含了望眼看去一棟棟單調醜惡的住宅、商店、工廠，偏遠、落後的交通、街景，以及被困攏在這荒鄉的我自己。每日仰望的無不是媒體與網路中大都會的繁華。直到真正的離開，才明白，保有那兒時田野馳騁遊戲的記憶是幸運的。賴和在開始有意識的書寫、思考過去以及當前的社會關係時，死是最令他震撼的，不過短短的幾年間，很多熟悉的人事物皆理所當然的消失了？至少在周圍的人民眼裡並無反省、抵抗時間的餘裕，因為那不是他們最重要的目的，而賴和也就在無人理解的情況底下，一個人於角落邊默默觀看那所謂時光流逝的自然而然，竟多麼反常、荒謬，卻無力抵禦。我的記憶的死不如賴和來得衝擊，但作為與同儕、玩伴、親友間的失語是有的，縈繞於腦海的是賴和那句：時代的進步和人民的幸福原來是兩件事。

日治時代，台灣文化協會時常在開化寺舉辦文化演講。

後記：
先從第三天的開化寺講起，由於整趟旅程是由賴和的文學及其地景所構成，但對一般各種不同層次（職業、階級、性別、成長環境、教育……）的大眾而言，唯一能夠引起共鳴的，除了以歷史故事出現的賴和身影外，便剩下那一座座現有的斷垣殘壁以及遭刮去重構的建築物上做時空飛躍的馳騁與想像了。我曾懷疑，究竟「賴和是誰？」於他們是否真的重要？即使這輩子無知似乎對往後的生活亦無多大影響吧。再說，如果把賴和的個人形象、作為及其書寫，全然地套用在現存的彰化這當今的社會實體中，是否適當？（落入了當年賴和批判孔孟儒教封建思想不合於現實社會狀況的類同危險）我自己從高中時期接觸賴和作品、事蹟至今也有七、八年以上的時間，這其間斷斷續續的閱讀、接受、思考，才對其領悟有了一點心得，要如何要求那群才剛接觸給予的歷史的人們能有更深的省思呢？我記得自身在受啟蒙之初，是熱血、亢奮、充滿正義使命的，如今這股高昂情緒並未消失，而是隨著歲月與成長有所轉化，至少不是那麼純粹而易碎了。我不知道這類比洽不恰當，突然讓我想起曾有人談及，國際生態保育團體面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急速發展，大肆建設，深感對生態破壞的隱憂，而譴責並極力呼籲停止對土地的汙染、摧毀，但中國內部則有聲音反駁說，你們過慣了奢華、便利、進步的生活，耗盡了大半資源，輪到我們準備也過著這種生活時，卻搬出那套冠冕堂皇的搶救自然的口號與言論，拚命阻止？所謂的進步思想，某種程度上也不過是一廂情願、自以為是的霸權與暴力罷了。而我也就在這猶豫間陷入了兩難：既要讓他們能在短時間內透過文學作品重新認識現存的彰化地景地貌，挖出一道具有歷史感覺的時光縱深，而又能回過頭警醒似的反省自我接收的方式，更接近賴和當年面對自己城鎮乃至民族文化的深層質疑、反省與同情？這樣的兩難或許過去早已存在，往後也將繼續；但另一方面，這樣的兩難並非一般性，而是屬於我個人私自建構的偽命題，兩者或許在其他人眼裡根本無相互對立的必要，最多是先後次序或並列進行。以至於，我所能做的，便是盡可能的將答案轉為疑問拋給這次活動的參與者，雖然，比起答案，他們對於疑問並不感到更多的興趣。同時我亦感到，疑問本身的薄弱與抽象多麼地無力了。

接著，我便針對這次導覽未做完整說明之處予以補充，以及導覽後的簡單側記。開化寺在最初導覽的設定是：賴和曾在此提及當時一般民眾將此作為議論時事與決定是非標準的場所，他是站在這空間之外觀看、描述的，與其說他看出了這層關係網絡與結構，倒不如說他正以「價值判斷」作為自身社會理解與認識的方法與關注核心。也就在這點上，與魯迅頗有相似之處。（這裡暫不作傳播與接受的考察）比起啟蒙、灌輸，他更注重民族性格（當時還稱不上國民性。另，我認為，就其觀察民族性格亦非單指狹隘的純粹漢民族，而是一種文化上的民族概念）的生成，且不急就章地拿著一套外來西方現代思想，替代那淪落傳統而被否定的固有文化系統，那近乎冷靜的理性判斷並非來自於獲得比其他人更多知識的原故，而或許是，一種「我們的思想與文化如何形成？」的自覺，使得在面對自我與外來文化的衝突與對立時，能夠盡可能的不以優劣、進步落後之二元性進行評價，相反的，才能夠帶有距離的觀察人們的思想特質。賴和以文學作品（小說、回憶散文、古典詩）討論社會現象，不僅止於以嘲諷口吻突顯其荒謬性，而是將知識分子的位置納入整體的社會觀察中，不只純然站在現實外標舉自己超然客觀的立場，更準確的說，賴和的文學作品乃是從他個人生命經驗作為整體思想的基礎及開端，對於自我與成長環境、大眾間的疏離、隔閡乃至變遷，才是深深牽繫他行動與書寫最深刻的質問。他很少輕易的將之拉高大抽象、模糊、虛構與盲目的民族情感，而是由具體而微的現象中提出論點。我認為，真正有趣的是他書寫中的對話體，將庶民與知識份子的價值並置，揭露出其中的矛盾之處，拒絕輕易下判斷。

而這裡，我想跳脫出賴和對開化寺在議論空間上的洞見，將開化寺作為一個日治時期議論空間的歷史性讀解：如今，若開化寺的公共議論特質早已不再，那麼對當代市民而言又成了甚麼？以及，原有的公共議論空間就此消失了嗎？如果是否定的，那麼當今的就彰化而言稱得上市民的議論空間、決斷是非的場所又在何方？最後，是甚麼樣的原因，造成這種現象的劇變與轉移？這些問題的答案恐怕不是三天、五天便能夠回答的，但我也不認為，這些問題只能終歸是學術性而無法進入一般民眾的思考範疇，可能的事實是，也只由重新回到民眾文化史的探察才有可能解答。而文化史的探察也只有從民眾試圖從自己身上思索、回溯才有可能。至少就我家庭來說，區里的凝聚意識是破碎、薄弱的，父母親的價值判斷除了報紙、新聞媒體外，便是早年黨外時期的離鄉經驗及其意識形態。我幾乎很少看到正式、具實質影響力的公共議論場景，派系的選舉文化反倒似是最能預測且難以撼動的衡量標準與選擇結果。選舉是目前唯一集體且巨大的想像共同體，我們以選票將自己投射在政治人物的言論、行動作為個人是非標準的代理決策與發言者，他們的發言又不代表個人，而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共集體認同做支撐。國會，像是原廟會公共空間的現代版，其根本上的不同是，每位民意代表都具有不可置疑的權力分量登上殿堂。討論出的結果、政策成為每個個體無差別必得同一遵守承擔的權威信條。比起日治時期的廟會空間，當代的代議制度在波及影響範疇上無疑更深更廣，其力道及強制性更是超過以往的幾萬倍（按照一個廟宇信仰空間的可能人數以千計算），而且少有更動、因地制宜的可能。至少，與過去相比，以往以廟宇為中心的多樣性地方公共議論空間逐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國家為中心出發所劃分的縣市鄉鎮村區里分層而下的統一性行政地理分布，將原有的非以行政區域作為連結網絡的居住型態打散重組，而所謂的地方意識乃以縣市鄉鎮作為稱呼，不見以往族群、姓氏、信仰、風土……上的分類、凝聚與對話。這也自然而然（老實說異常得不得了！）遠離人與土地原有的緊密依賴關係。因為什麼也都是配置（給）的，而不需要太關注那些生活必需用品、設備、資源從何而來，到何處去，只等著被餵食。

我（不知哪來的自信）以為人們常將「現實歷史化」、「歷史現實化」（兩者的歷史與現實所指概念不同），前者指的是將現實的社會風景古蹟文物作為博物館式的保存、懷古與憑弔（最常見的是老街），遮蔽背後更切身真實的權力運作；後者指的是將原有的物質生成條件去脈絡化，作為亙久普適的行為準則與道德規範，這多半是由想像構成，歷史教育容易造成兩者間的混淆，另外，援引國外政治、律法、文化、生態制度或思想時也經常如此，在此刻「進步等於同步」（諸如：已經等[浪費]了八年云云…）的觀念正引領著國家的發展基調（？），套句台灣導演楊德昌在其作品《麻將》說的：我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要的是甚麼，期待別人來告訴我們，即使做錯了也可以將責任推到別人身上。也許日治時期知識分子現代性認同的焦慮依舊存在，仍未隨著時代而消失，只是各自面對的狀況不同而已。又或者，我上頭的推論根本犯了不可原諒的錯誤，刻版想像民眾的無知，實際上的狀況遠比我理解要複雜得多，富含無比創造性的潛在能量，只是目前無從發揮或被挖掘罷了。又或者，我根本就問錯了問題？那癥結點不在於「我們到底要的是甚麼？」而是「為什麼我們不知道？」以及「為什麼我們必須非知道不可？」，這一連串的問題，容許我做一個（飛躍式的）延伸：是誰決定了現存的地景地貌？這是我在第三天帶領大家至文化中心想像七、八○年前的彰化公園時，給予在場參與者的提問。

走入賴和醫館舊址附近的鬧市，看見賴和筆下祖廟的市街生活。

最後一個是從孔廟延伸出來的，也是我認為較能接近當時賴和所處的文化境遇，但卻又產生截然不同的歷史狀況：關於孔孟學說及孔廟建築於當今存在問題。後者問題也可進步一步揭露我們當前對古蹟存廢價值判斷的意識形態。賴和在1920年代中期開始孔孟道德學說的擁護與廢棄兩派集團對立的現象進行分析，兩派集團成員組成較鮮明的差異是：完全接受新學知識與思想的知識分子以及拒絕接受現代文明的傳統文人，賴和由於同時受到兩者的教養，因此也得以退一步思考兩者間的矛盾如何產生。戰前的思索並無能延續至戰後持續備受討論，反倒由於國民黨來所實行的另一套國語教育，成了從原有遭受貶抑的位置迅速扶正，樹立其文化上的正統地位。這裡無意探討儒家傳統於當代的正當性與合理性，也無意批判國家威權統治下的黨國教育之政策，而是以受完整儒家倫理規範教育的我及類似經驗的大眾而言，如何重新認識這套看似無形卻始終常存的價值系統？一個可以值得思考的現象是，在未有具體文化革命（打倒孔孟學說）衝擊的影響，孔廟或者價值體系實際上是否仍隱隱作用著？表面上在一般人眼中它已不如過去般佔有神聖之中華文化傳統源流的地位，但是否實際上在倫理秩序的價值認可上，早已根植於一般民眾的觀念？也就是，我們在遵行著即使無具體的尊孔名目，執行上卻與儒家學說無兩樣？這裡的另一個延伸是：近來曾有一段時間思考成語的使用，最初我常感覺是，為什麼成語經由幾千年的洗禮，還能準確說中現代的各種社會現象呢？真這麼神？後來又憤世嫉俗地痛斥，怎麼社會很多狀況仍然逃不出古人的警語而落入相同的錯誤惡性循環，而無能藉由成語獲得修正？最後才開始驚覺並思索，如果成語是過去幾千年間的產物，如何能將當前的事件的複雜度與各種狀況，用幾句也是在特殊歷史情境下所遺留的成語作為歸結？甚至作為規範、教條予以評價、批判？而我們又是如此習以為常（這也是一句成語！前陣子也發生了甚麼才是「成語」的「三隻小豬」事件）且不可避免地作為書寫、描述世界，或者認識世界的方式，而其態度也許是不證自明的。我們的文字使用習慣無不來自學校教科書、報章、新聞媒體等來源所耳濡目染（又用一次了！）。相反的，也許可以再問一個怎麼也無法完整回答的疑問：為什麼我們知道或學習的是「這些」成語，而不是「那些」？是誰有權力來決定這個「去蕪存菁」的動作？（這可能必須放置在整個亞洲漢字文化圈的傳播與散布情況做比較）

賴和文教基金會召集志工，整理賴和筆下的彰化地景，發行「賴和文學地圖」。

現有地景建築的存在與不在，及所發展出的歷史感覺與思維，是一體兩面的。我以為，我們似乎把現有已存的古蹟與已遭拆除的安然地並置在同一個追尋歷史知識旅途的平面上，頂多哀嘆著「若XXX仍留著該有多好」，甚至於還暗揣「幸好仍留存了OOO，否則便甚麼也看不到了」似地感恩。而很少有更多的餘裕質問：為什麼留存的是這些古蹟建築，而非另外那些？關於綜上的種種提問自己也不甚了了，仍在努力探究中，無能做詳盡的解答，但我仍以為可以藉此作為這次文學地景巡禮的一環作為思考。關於其他的，之後有機會再做補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