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聚在行政院前要求政府對日前警察過當值勤造成的人權侵害道歉負責。同一天中午，幾個交大師生也在學校餐廳外靜坐聲援。兩天後，這些交大師生和清大一群學生在自由廣場相遇，討論到應該在新竹也辦一個活動。於是從十一月十號開始先後在清大和交大展開為期兩周的行動，透過靜坐及辦影展的方式，試圖讓三點訴求和人權理念在校園散佈開來。這是新竹野草莓的起點。

一開始我們在籌備新竹十一月十號的活動時，並沒有確定要長期活動下去，那時的想法是「先辦一天試試，看當天的情況再決定是否繼續」。結果第一天的狀況出乎意料之外，參與靜坐人數一度超過八十人。晚上收場前我們把懸而未決的問題交給在場所有參與者，請大家投票決定接下來是否要繼續有活動，而在活動才開始一天，現場氣氛正熱烈的狀況下實在不可能有人會接受就此結束，於是壓倒性通過持續活動的提案。但現場工作人員提醒大家參與工作的人力有限，希望有意願的人能加入幫忙，不然無法負荷維持靜坐場地所需的大量工作。在此考量下有參與者提出每天只要固定時段有活動就好，這個提議立刻表決通過，成為新竹後來「上下班制」的活動形式。

事後回想起來，第一天晚上的投票表決是個重要的轉捩點，使得我們在當下必須接受「繼續靜坐」這個結論，無法很快去反省靜坐這件事的意義。事過境遷之後，想想我們在學校內的活動，其實是在「倡議」而不是「抗爭」，甚至我認為整個野草莓運動也是如此。當然，在某些時空背景下，例如在台北，擋在行政院前，對政府會造成直接壓力，這也許能被視為一種抗爭。但遠在新竹，又在校園內，要對誰抗爭？我認為我們行動更重要的目的是把訴求讓校園內更多師生知道，而不是把抗爭場合的行動邏輯原封不動搬到校園內。如果是為了倡議，是否該選擇更有效的方式？會如此反省是因為邱毓斌事後問了一個問題：「同學們為什麼不來？野草莓做了多少動員同學的努力？」對此問題我只能坦承回答，我們做的努力不夠，因為我曾坐在靜坐現場，看著來來往往的同學們，想不透他們為什麼不停下來聽聽我們在說什麼？

現在回想，當時我該問的應該是「我為什麼不走出去告訴他們我在想什麼？」我們只是守著一個靜坐的場子，希望人家停下來聽我們講話，而不是去課堂上、到校園各處去說，去引發更多對話。我這麼說不是要批評我的夥伴，因為靜坐、辦活動真的已經耗掉我們大半力氣，沒有更積極去影響他人，更努力拓展對話空間，很重要原因是心有餘力不足。

但這樣的反省依然是重要的，這不只是關於活動形式的選擇，更涉及活動中我們的自我定位。為什麼我們沒有走出去，爭取影響更多人？因為我們把自己想像為被動地代表某個立場，等待別人響應。這說穿了是準備不足，無論在行動上、組織上，還有更重要的，心理準備上。一個例子是在清大靜坐時，恰逢學校期中考，所以我們在下午時段會主動把麥克風音量降低。這當然可以解釋為尊重同學權益，我也不認為大聲喧嘩對傳達訴求就有正面幫助。但至少我自己這麼做，是被心中的害怕所驅策，害怕自己在同學眼中太奇怪、太不「講理」。可是那些抗爭者，那些挑戰既有體制與想法的人，一開始不都是奇怪的嗎？是因為我們尚沒有心理準備，去面對更多質疑、更正面的碰撞，去把自己擺到那些令人尷尬不快的位置去，所以我們依舊待在那相對安全的靜坐位置，告訴別人我們很聽話。

準備不足影響的不只是參與學生的自我定位，更影響整個野草莓的定位。我想問的是「野草莓究竟改變什麼？」這場運動確實透過揭露國家暴力的某些面向，吸引了一批原本對社會運動、公共議題有興趣的學生投入。但這些站出來的學生，依然是好端端地被放在社會既有留給學生的位置。對內，學生之間有著相似性(similarity)卻尚未發展出成熟的團結性(solidarity)，以至於沒有更大力量去推動議題；對外，我們看他們依然是「親切的民眾」、「提供熱心支援的長輩」，他們看我們還是「未來的希望」、「社會的良心」（當然這僅只於支持的民眾）。空間位置轉換了，但這兩群人的社會位置有改變嗎？權力位置有改變嗎？我們辦了一場又一場的座談，有沒有真正讓周圍的民眾進入討論當中？他們來參與遊行，有沒有真正知道我們的訴求，還是停留在藍綠框架中思考？我們有沒有認真去聽過他們想說什麼？在廣場上、在街頭、在校園，在看似意見紛雜的場合，有真正的對話發生嗎？一個理想中的公共領域浮現了嗎？

上述提問，我大多持保留的悲觀態度。這樣的批評（當然也是對自我的批判）也許有點嚴苛，畢竟誠如評論者言，這只是學運的選秀，只是學生實習民主的第一課，我們大多是首次參與運動。但批判是必須的，因為我們要的不只是一個看似溫情但假以時日會被遺忘的歷史評斷，而是更清楚知道做錯了什麼，哪裡不足，接下來可以怎麼改進。如果在未來，我們開始懂得去內部組織而不只是理念相近者的鬆散結合；我們懂得不拘於形式，不被動等待關注而是主動走入群眾爭取更多對話；我們懂得去深化議題，不只是談空洞抽象的「人權」概念，而是具體說明人權在各種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中如何被闡述與捍衛；如果我們意識到學生身份在社會中的階級位置，主動打破那條隔閡，讓學生運動不再只是學生自己的運動…如果我們能學到這些，那麼今天一切的錯誤，才會值得被體諒。
在反省的最後，我要強調這是我的個人觀察與意見。這樣講不是要撇清關係或拒絕負責，而是害怕一種太武斷又太浪漫的史觀，開始去聲稱「野草莓世代」的來臨。我認為野草莓是生長於既存的社會結構，也還沒有特別到必須用新的概念去理解，更不該將它視為某個群體的特有資產。我說我的野草莓，用我自己有限的、無法超越自身經驗範圍的、想必帶著偏頗的話語去說。我懼怕也不願被視為要替整個野草莓代言，更懼怕「野草莓世代」這樣的詞彙鋪天蓋地吞噬每位參與其中的行動者。我認為，要了解真實的野草莓，只有透過我們謙虛的述說，將它當成這年秋末發生在台灣社會的一場偶發事件，參與其中的不只是學生，還有老師、群眾、以及更多或許不在現場的人們。而我，也只是其中不起眼的一員。

「新竹野草莓在靜坐期間其實一直有對經過的校內師生發放文宣，並且試著跟他們說明訴求，雖然因此直接加入靜坐的同學不多，但也有不少同學連署表達支持。對同學潛在的影響一定是有的，筆者所謂「沒有更積極去影響他人」乃是事後反省，認為可以採更積極介入、更多元的方式讓同學們了解並關注這個議題。」